——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动弹余地。比方在英国，虽然曾造起一时的小小骚动（如前所提），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有多大成就。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阶级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专制，但若论起其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于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反民主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方当年的（比属）弗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超右派疯狂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几个：国家老大，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只有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统治特权阶级束手无策，对极右派的主张难免心动，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年，德国保守派之求于希特勒的国社党，便都是势穷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极端右派的运动组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有时甚而组成穿着制服的非正规部队（墨索里尼的战斗团）。经济大萧条期间，极右派并在德国组成大规模的投票部队。然而，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得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发生。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年），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年）。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u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笔锋至此，不得不提一下，一般对法西斯主义有两项不甚恰当的看法。其中一项与法西斯派有关，但为许多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用。另一项是与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学说有关。总而言之，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西斯式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本身也不是“独占性资本主义”或大企业的体现。
法西斯运动的确带有几分革命运动的气质，因为只要法西斯从众渴望社会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改变，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及寡头的独占，它就具备了几分革命的成分。可是，革命法西斯这匹怒马，却始终不曾起跑。纳粹全名虽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任谁如果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认真的话，希特勒马上便将其打入冷宫——希特勒本人，显然并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当成一回事。所谓回归中古时代的小民世界，小农工匠、汉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