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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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可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白问。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前面这项假定，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人注目。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解放独立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译注：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地方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道道地地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性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却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没有半个人知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向来不曾风浪平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许多，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形势却又陷入不稳定，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误导作用）。可是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本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氏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专政初期，康氏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氏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作出满意的解说；某些统计学者甚至怀疑其正确性，根本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景气，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就是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以大获巨利，也可以不幸破产。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想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过程，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上个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间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