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角度在于革命过程的本身。本世纪中期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的胜利果实；迥异于老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情节也有差别，甚至与老大政权如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to，编注：系指迪亚斯（Di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动作式的解体（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迷离——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促20世纪年代里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部队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抗敌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反共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中断或权力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抗敌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例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如南朝鲜、越南），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腐败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袖手观看的，则是冷眼观变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之路，无可避免地出城下乡，离开了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表示，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乡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作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势必非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摇身一变，静悄悄地变成了务农出身的小兵组成的部队。但这支农民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如毛泽东所形容如鱼得水般的简单：所谓游击队伍就是鱼，快活地游在人民这片水中。其实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村”网。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混水之中——“红村”的世仇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黑村”网。共产党人抱怨：“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搞到最后，有时候居然得出动部队，去袭击对方一整个村子，把全村一举灭尽。”（Ra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分子，往往学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产党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