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人们来说，这些事件自然关系重大。同样地，它们在本书中也分量极重，因为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社会革命、冷战、大自然，“实存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后的瓦解，凡此种种，俱在本书中有所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不可忘记，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励而起的各个政权，它们最大也最长久的冲击影响，即在有力地加速了落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脚步。事实的发展显示，它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年代大致相符。至于这个想将我们祖先建立的世界打入坟墓的对手，其策略到底有多灵光，甚至到底有几分真正的意识自觉，在此无须讨论。我们将会看见，直到60年代初期为止，它们似乎至少与我们并驾齐驱。虽然这个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的今天看来，不免荒谬可笑，极不尽情理。但是当其时也，却有位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表示，苏联的“经济行情看好……看起来颇有赶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架势，在物质财富的竞争中很快就会获得领先地位。”（horne，1989，P．303）然而，这些话如今都没有意义了。最简单明了的一点，就是到了80年代，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加利亚，与非社会主义的厄瓜多尔（Ecuador），两国的相似之处，却远比其各自与1939年时的本国或对方更为接近。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因此而生的巨大影响（其影响至今依然不能全面估计，不过绝大部分属于负面），乃是黄金时期之后的数十年危机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桩事件。可是这段时间里的危机，却不仅苏联解体一个方面，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或全球性重大危机，其影响深远、面目程度虽然不同，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不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如何，无一能够幸免。因为那段黄金的岁月，已经在历史上首次为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世界经济，而且其一体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多数超越国家的疆界进行运作（跨国性营运作业），因此，也越来越凌驾于国家疆土的意识之上。于是传统上为众人所接受的一切国家政权建构观念，遂受到重大破坏。一开始，70年代出现的病态，只被众人满怀希望地当作世界经济大跃进中的一时挫折。既然是暂时现象，各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便着手寻找暂时的解决之道。但是问题的状况愈来愈清楚，看来这将是一场长期的痼疾，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始寻求激进手段，通常是遵从主张绝对自由开放市场的世俗神学的教诲。当年在黄金时期极为管用，如今却一概失灵的各项政策，为这门理论唾弃。可见这剂极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特效药，也同样不能令衰弱的经济真正回春。进入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原来两战之间年代的旧病复发：社会上大量失业，严重萧条循环出现，无家可归的乞丐满街，贫富之间的差距比前更甚，国家岁入有限，而支出却如无底洞般有增无减。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今也同样委顿脆弱不堪，甚至与过去截然相反，正逐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后果——趋向衰败。它们的瓦解，意味着为短促的二十世纪画上一个句号，一如当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本世纪的起始。于是就在这最后的音符上面，也结束了我这部短促二十世纪的历史终曲。
本书最后的尾声——正如任何有关90年代初期的著作亦将如此一般——对不可知的未来试做展望。世界一部分的废去，正证明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有疾病。随着80年代的告终，时光进入90年代，世界危机的性质愈来愈为明显：如今不独经济普遍不景气，政治也到处出现毛病。从南斯拉夫的伊斯特里亚（lstri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间，共产政权纷纷倒台，不但造成了一大片不稳定的政治真空地带，前途未卜，内战频仍，同时也将稳定了国际关系40年之久的国际政治体系完全破坏。其实即使连各国的国内政局，基本上也有赖这种稳定的世界局势：如今屏障既除，其多变莫测之势随之暴露无遗。经济上的紧张不安，进一步损害了自由派民主的政治体系。不论国会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原本于二次大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运用自如的制度，此时亦开始呈现不稳。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样政治体制，也同样遭受重大破坏。除此之外，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所谓领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国最悠久、最稳定的在内，如今都发现在超国或跨国性的经济势力之下，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而自己的疆土、国力，也在国内的地区分离主张，以及民族群体的对立冲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这类团体之中——历史的荒谬是如此可笑——有些竟提出过时要求，主张为自己成立完全不切实际的微型主权“民族国家”地位。政治的未来一片迷离，可是在短促的二十世纪告终之际，它的危机重重却显而易见。
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现象却是弥漫各处的一片社会道德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