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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尊严·重述朝鲜战争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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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大师毛泽东作决策的惯用方法(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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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决定和谈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作战略调整。

    1951年5月下旬,正是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项似乎反逻辑的决策:将正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未参加)召集回国,汇报战况。

    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批出国赴朝作战的军队的首长,个顶个都是扛硬活的。

    撇下激烈战事不管,将正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商谈,不管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且,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就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当口,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也曾干过诸这样的事儿。他放下战事不管,召集将领们到远在日本的东京开会,商讨战事,被将领们恨得牙根直痒痒——是啊,前方快要崩盘了,后方却在开什么鸟会,等会开完,黄花菜都凉了。甚至连小报记者都笑话,称“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会议”。

    战略家毛泽东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

    形式相似,内核不同。

    其实是毛泽东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战局出乎预料(第三、第四次战役),该进行战略调整了。

    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思路比操作更重要。

    这,正是毛泽东这么决策的原因之所在。

    调整战略,怎么调整?

    毛泽东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这样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

    方法,人们不是大谈特谈方法吗?

    毛泽东,就是方法论大师,他的方法简便易行,常有奇效。

    没有办法亲赴朝鲜战场,他就让在朝鲜战场上的人回国,听他们直接汇报。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一点战事。

    5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吴瑞林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电话,称“毛主席要接见你”。吴瑞林一听要见毛泽东,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毛泽东不喜欢客套,很少迎送部下。但当吴瑞林到达时,毛泽东却站在门口迎候这个大功臣。

    毛泽东先关心地询问吴瑞林在战场上累得吐血的事情,吴瑞林回答:“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毛泽东:过鸭绿江,一夜之间,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30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三天地形(看,同样也是采取调查研究),最后拿出了招法。

    快速沿铁路线走。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行慢,他们就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问题,步兵四路纵队通过也没问题。

    如何过江?方法是水下架桥。除走鸭绿江大桥过江,他们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伪装得看不出,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甚至可以防空袭。

    毛泽东:不管仗打得多凶,你始终保持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一防敌空降,二防敌从海上偷袭,三用来补漏。

    毛泽东:预备队,好。

    毛泽东: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任务很重,你还建议留一个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说:那是一个节点,重点地区要重点防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上级,最怕下级不听话,要求部下服从,而毛泽东则谈了另外一番“高论”。

    毛泽东:兵法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在现场,对带有全局性威胁的问题、战略意义的问题,可以立马决定,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必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从来就主张,指挥员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毛泽东:听说从敌占区回来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指挥员,都想找你吴瑞林谈谈,是怎么回事呢?

    吴瑞林:那是因为我熟悉的干部比较多,时间也长,他们想找我了解志愿军的情况。根据彭总指示,我和他们30多个师团级干部、四个军级干部谈了话。这些人中,有我在三个不同时期认识的三批人,他们都认识我或者知道我。第一批是1945年,我们刚从山东到东北安东,招收学生办军校,萧华同志叫我兼任校长,招收了1600多人,其中有朝鲜学生600多人。金日成同志回国路经安东时,把这批人要回去了。第二批是我们到东北后,组建了一支朝鲜族的队伍,支队长是李红光,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全副武装,很能打仗,后来金日成同志将该部队要去改编成为第5军团。第三批是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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