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妖媚。于是张家的这位少爷，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男人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拮据，于是这位少爷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两个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阮玲玉的妈妈觉得能跟张家少爷结婚，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一个追求了——嫁一个好男人，过一份居家的日子，做一个太太。所以阮玲玉的妈妈非常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个时候，张家的大太太，也就是阮玲玉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觉得不行，好歹自己也是大户人家，怎么可以娶一个保姆的女儿做太太，于是她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
而张达民那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结合，于是就跟父母谈判去了。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之后张家的大太太诬陷阮母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希望嫁一个老实、温柔和多情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孝敬母亲，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于是张达民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种非常摩登的风气，那就是摩登女人往往会和摩登男人同居，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格林威治村的同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同居并不像在有些年代里面是那么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和刺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这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却又使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