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生了一种十分奇妙的“关系”！
原来，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满族人当中，曾流传着一段“红学轶闻”，大家说：一书，原是写奕绘与西 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说。
这，现在有“科学常识”的人听起来一定大为嗤笑，认为竟连历史年代先后也弄不清，胡乱牵扯附会，可 交奶 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斗胆冒陈：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责，而应当思索一下其间的缘故，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奇谈？
非常明显的缘故，我看就有三四点可以列举——
(一) 然 祖孙三代，递封荣亲王、荣郡王、荣贝勒，其府俗称荣府，便使人感到与书中所称“荣府”有所关联。
(二)西林春是荣亲王老福晋的内侄孙女——这正象史湘云是贾太君的内侄孙女那样，更觉吻合。
(三)西林春于咸丰年间写成了一部《红楼梦影》，这便很容易被人传述误与 雪芹的相混为一回事。
(四)恰好雪芹也是罪家之后，流落到西郊外三营一带居住。这更增添了致混的因素。
有了这四条原因，错综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便产生出那种“写的就是荣贝勒和西林春”的传闻，就丝毫不是什么怪事了。它不同于一般的毫无道理的胡牵乱扯。
但是，十分重要的并不在于正确解释此一传说的问题，而是在于要悟知其中还隐含着几层关键性的历史内容——
第一层，雪芹的西郊住处，从传说到考证，都归结于健锐营附近的一个山村。
第二层，雪芹的书，乾隆十九年已出现脂砚斋“抄阅再评”之本；而敦诚在 二十二年已劝雪芹不如著书黄叶村。合看，雪芹之离城出郊，当不出二十、二十一两年中，而这正是鄂昌这一支因京城难以容身而避居郊甸的同一时间。
第三层，香山旗人张永海，于60年代之初，曾传达他所知于雪芹的传闻：雪芹有一友人名“鄂比”，与他是“拨旗归营”的。这似乎透露着一种久已迷失的史迹，即雪芹之流落香山一带，与鄂昌有关[注三]。
鄂家的重要亲戚首推庄亲王胤禄家。乾隆元年十月，特命鄂尔泰之第五子鄂宓与庄亲王家联姻，成为王府额驸。庄亲王原是支持雍正的受庞者，但到乾隆四、 五年上却成了大逆案的首领人物。曹家的再次遭难，与此案相连[注四]。雪芹上一辈也有在庄王府当差的人。庄亲王又曾是受命管理内务府的人。况鄂、曹两家原是同为内府包衣籍的世家，他们都非亲即故，相互交往，一点儿也不希奇。香山传说单单将曹、鄂二氏联在一起，应是有其久远来源的一种残痕未泯。
然后，就是历史现实人物与小说书中人物的“本事关系”的一层奥秘了。大家已都熟知，至少已有12项记载，证明雪芹原书的后半部乃是宝玉与湘云悲欢离合、最后重逢的故事。湘云原是史太君的内侄孙女，其原型即李煦家的一个孙女辈的不幸之人，恰好也正是罪家之后。西郊外三营盛传的历史年代错乱颠 倒的“荣贝勒与西林春”的说法[注五]，实质上是曲折地反映了早先满洲旗人皆知雪芹原本情节真相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口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逆证”。这种曲折关系，恐怕有很多只习惯于单一的、直线式的逻辑思维推理方法的研究者是不大理解也难于接受的，所以外三营传说的真正意义向来无人重视，久而渐归湮没，偶有残痕，又被少数人妄加以歪曲利用，制造了大量的混乱，成为一种可悲的文化现象[注六]。
在中华文化史上，历代都出现这一类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称之为“正邪两 赋一路而来”之人，举了很多例子，中有唐明皇、宋徽宗。清代的顺治帝、纳兰性德、绵亿、奕绘等很多帝室王公贵胄，为数尤多，我们无以名之，我曾称之为“诗人型”、“艺术家型”人物，实即雪芹所类举的生于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特异天才[注七]。但他们也都是命定的悲剧性人物。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了解，势必把雪芹的书当作一般性的佳人才子爱情故事来看待，因而丢弃了其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社会文化内涵。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两赋”理论，以及“两赋人物”这个课题的系统研究阐释，至今也未见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给以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对的大多认识的实质仍然没有超越“哥哥妹妹” 的级层和范畴。这也许正是对那些侈言中华文化而又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的人、侈言红学而也不懂红学为何事的人们的文化水准与精神境界的一个忠实的写照吧？不过海内外近年已经出现了一种迹象，开始认识到：雪芹书的主题本旨是为了写人、人材的命运、人与人的高级关系的“情书”。这倒是值得瞩目的一个新气象。因为，红学的本质与意义从来也不是与“小说文艺理论”等同的学问，而是一种中华大文化的高层次的哲理性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红学就是一种文化学。我们自然也有“小说红学”，但今后更需要的则是“文化红学”了。原地踏步不 行了，就是高呼“红学必须回到文学”的那种认识，恐怕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