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琐末闲篇儿。至于他们的识见之高低，理解之正误，灵性之多寡，手笔之优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层次的评议对象与范围了，最好是暂归“分别另论”，倘若一古脑儿都要纠葛在一起，论短说长，那将自陷于“混战”之中， “迷阵”之内，就什么也扯得上——什么也扯不清了，结果，反对探佚的正好抓住你们自己“授”来的好“柄”，说你们探佚的本来就是这么乱来，这么胡闹，这么不成气候。
积五十年来的经验，略知热爱与关切红学的人无虑有千千万万，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学人，极少极少。发现这种人才，培育这种人才，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我特别珍视这种人才——因而萌生了“宽容”的心理态度。
宽容，不等于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随心乱搅。除了那种之外，在思维方法、求证方法上发生了与自己“尺码”有所不同之时，则主张“宽容”，避免自是， 自大，以致弄到强人从己。人家毕竟也是“一家之言”[注一]，何必一定要“我”来雌黄？举个小例，我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文评介王湘浩著《红楼梦新探》时，从整体大局出发，给以很高评价，但我不提我对他个别考论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认为宝钗结局是死于雪中。这论据显然是第五回册子判词中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不能说他是无所依据而逞臆之言。但问题是：如照此种推理考论的方法，那就应当同时得出另一结论：“林黛玉是在树上吊死的”。可是谁也没这么提过，则其故何也？足见王先生那个考论未必妥当，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因为，王先生至少还是示人以一点：程高伪续中的宝钗“结局”，是个大骗局。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于到底如何，尽可从容切磋讨究，逐步寻到真解真境。
以上这点拙意，都与朋友在通讯中申述过；但我以为，如果不瞩目于大端，而多涉这些你长我短的琐细之处，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学的繁荣发展了。
我的这一点意思，或许也可说是—种苦心吧？这苦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 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种旧抄本，约有16册分订，共约30回书，内容与程高本迥然绝异。这种抄本，有的称为“异本”，有的称为“旧时真本”。尽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为也是一种“续书”)，但记载者提出了“真本”一称，却十二分重要，这重要在于：讲“异本”的还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这个事相，却的的确确地反映出当时文人读者界的寻真与打假的认识与要求了！这一点方是我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忽视了它的意义，就只能落于“看闲书解闷儿”的文化层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谈什么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更奇的是，寻真不对了，打假更错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伪本倒是犯了错误——“太偏激了”。
在真伪问题上，还发生“偏激”与否的评议，那么可知反“折衷主义”白白反了许多年，假的到底该打还是该赞？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糊涂。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为了说明：我对探佚学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无别意。
从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来说，探佚毫无奥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种讥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样“迷信骗人”。探佚的主要依据是雪芹的笔法与脂砚斋的批点。在此以外，参考见过真本异本的人的诗文记叙。雪芹笔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闲文”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线。
伏线，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法，此法中华小说独擅，而雪芹将它运用发展到精妙绝伦的奇境地步，万人难及！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