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
“这些药都不中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林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这然后并又引出宝钗、凤姐的话，并且提到了薛蟠也配此药等一大段非常奇特的文章。内中奥妙不少，均待深究。此刻我所注目的当然仍是黛玉——她又一次和“配药”的问题联在一起。这就绝非偶然了。
结合“药经灵兔捣”而看，黛玉之死，除了患病、受诬、悲伤等原因之外，应是误服了丸药，所谓“误吞灵药”，始如嫦娥之奔向月宫——即在中秋自沉而命尽，做了“水中月”的湘娥。
所谓误服，有二可能，一是自己吃错了，二是别人给错了。第二个可能之中又有两个可能：一是无心之错给，二是有意之谋害。揆其情理，贾菖、贾菱在贾府所分派管的事，是专司配药，配药是最严密慎重的事，外人是不许插手的。在这个事情上使了坏的，多半仍是贾环有份儿。这误服之药，自然不会是什么毒剂，可以致人于死亡，而是大热燥烈之味，使得黛玉的病骤然恶化。黛玉不宜多服热药，如附于肉桂一类，宝钗早巳点破，那就是在“秋窗风雨夕”一回书中。正面提及黛玉的药，是在“风雨夕”秋窗之下，与秋直接相关，也不是无谓的笔墨。
等到雪芹正面写及第三个中秋节时，那已是宝湘二人因“白首双星”之绾合而重会的另一个大关目了。那时，还该又有中秋赋诗的情景。这恐怕就是脂砚所说的“中秋诗起、中秋诗收”的意义了吧？
综上而观，可知拘于“春尽”字面而认为黛逝于春末之说，是不符合雪芹艺术构思的大全局的。黛之泪尽而逝，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多层内外原因，于中秋月夜，自投于寒塘，因而命尽，正所谓“一代倾城逐浪花”——黛玉题咏西施之句也。
其实，晴雯的死，也是如此(在池中自尽，并非病死)，容另为小文说之，此不及枝蔓了。
癸亥八月初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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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一部书文而分为春秋两大扇，先例已有。在此剧中，张崔相会在春，离散在秋，故此元明时人俗称《西厢》为“崔氏春秋”——以至简化为《春秋》二字之名目，事见李开先所著《词谑》。我意雪芹著书，多受、、之影响，以春秋为两大半之布局法，亦其例之一端。
[注二]小杜此诗，用于，十分恰切，盖第二十七回写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大观园众女儿举行饯花盛会，黛玉葬花，正是“饯春”“扫花”二事之合写，四月二十六日原为宝玉生辰[当另文专论]，故“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麝月掣签，亦有“在席各饮三杯送春”的“仪式”。饯春有杯，扫花有帚。凡此皆为特笔，文心奇妙绝伦。
[附记]
这篇拙文本亦为纪念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而作，故所论皆是就雪芹原书本旨而考察分疏，不涉程高伪续一字，不唯不涉，且正以雪芹之本真而显程高之伪妄。此种文字，殆可归之于真正的“红学”范围，而不属于一般小说研究论文的性质体裁。
记得也是在本学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论“什么是红学”的问题。据耳目所及，也曾引起一些红研者的关注。有人赞同，也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此事不无关系，觉得应该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些，庶几于红学有益而无损。要点如下：第一，我所以把“红学”和“一般小说学”分开来讲，并无摒某些论文于“红界”之外的用意。恰好相反，我写那篇文字，正是由于有的评论者发表宏文，对“红学”颇加嘲讽，认为它不是正路的学术，因为它“不去研究作品本身”，尽是搞一些别的，云云。所以“红学”连是否应该存在，似乎也成了问题。我对此不敢苟同。拙文之意，无非指出，“红学”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或是某几个“好事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弄出来的离奇花样。不是的，红学的产生，完全决定于这部具体作品的具体特点，正因为不尽同于别的一般小说，才有了红学这门特殊的学问，“红学”也才不同于一般小说学。说清了这一点，正是为了在“四面楚歌”声中为“红学”争取一点儿合法存在权利，如此而已。焉有反过来要摒别的研红文章于“红界”之外的用意敢存于私意之间。这是不必误会的。
“红学”，——本不是一个十分光彩尊敬的称号。在我年青时，大家还只把它当玩笑话，常常带有轻蔑语味。如今的人未必尽明了，反而担心“被摒于红学”之外了！这倒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由此可证：红学的意义、价值、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人们不是担心当红学家的不光彩了，而是争它的名份了。
第二，我的一些话，本不是针对那些已然把“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即“对作品本身”的小说学研究)的各自的定义范围和其间相互关系都已弄得很清楚并运用得相当好的研者而说的。因此，并无“排斥”什么的用意。相反，我在另外场合说过的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可以丰富补充，不能偏废——但不应混同，或以为可以相互代替。它们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但“分”则济美，“混”则两伤，正因此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