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村，五家一个集，除了集镇，难得有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站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肉模糊的皮肉。”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除了打摆子、腹泻外，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疾病，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不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战士说：“啥大别山，应该叫‘大鳖山’！”
河北、山西籍的战士说：“大别山，大别山，瞧这名字就不吉利，‘大别山’，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的红25军、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都没有在这里蹲住，我看咱们这回也够呛！”
晋冀鲁豫那方水土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宁向北走1，000里，不朝南方迈一砖。
进入大别山的北方战士生了病，没别的要求，喝一口米汤，吃一口小米饭，啥病都好了。
他们思念故乡故土，不理解面对的一切：“跑到这鬼地方干啥？是不是打败仗啦？”“反攻、反攻，照这样子反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
“妈的，咱刘邓大军啥时候这样窝囊过！”
强烈的思乡怀旧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像疾病一样蔓延，从而导致战士意志衰退，部队纪律松弛，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临走留下一张纸条：“我回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了。”
“我保证回去后继续干革命，保证多杀敌，杀10个顶这里的一个！”
“我保证不叛变，请组织相信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渐渐地，“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的歌子唱得少了，再后来几乎听不见了。
9月5日，刘伯承在商城双轮间地区布下口袋阵，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第16旅围歼敌第58师。由于初进大别山，缺乏山地、水田作战经验，粮草伤员转运困难，加之个别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分割包围，战斗持续三日，终使第58师大部逃脱。
9月17日，第一、二纵队主力及第六纵队第16旅，于商城余子店、苏仙石、钟铺一带再次围击第58师。经过整整三天的战斗，仅在钟铺地区歼敌一个团。
9月24日第一、二纵队及第六纵队第16旅设伏光山，三打第58师。敌第85师迅速自光山东援。是役，虽击退援敌，却仍然未能解决第58师。
打三仗，仗仗不理想。从客观上讲，三仗虽然没打好，却调动大量敌人北援，使我南下部队乘虚迅速展开，直抵长江沿岸，为实现战略全局创造了条件，但从主观上分析，则不难看出部队所潜在的严重危机。
在9月27日召开的“不握手”会议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野战军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面前：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纪律松懈，右倾保守，军心动摇，部队究竟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
邓小平足足有几分钟没有讲话。他那严厉的目光从一个个指挥员的脸上划过，像一道持久不熄的无声闪电刺入每个人的心里。
有人咳嗽了一声，很快又静下来。刚才还被“炮筒”们搞得烟雾弥漫的祠堂清新了许多。
终于挨到邓小平讲话：“同志们，对于我们所执行的战略任务，过去曾强调了多次：这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大别山，下一步就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动摇，丝毫也不能有！”
“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应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战胜困难，消灭敌人。否则，你这个干部高级在哪里？”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困难，但更重要更迫切的是必须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思想，克服纪律松懈等不良倾向。而这一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