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
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
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
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和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
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己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