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不好让人接受。”
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
在逼蒋之际，李宗仁似乎是胸有大志，但现在已是心灰意冷，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事还是让老蒋定夺吧。”
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汇报。
蒋介石看了协定，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我要处置他们，一定要处置他们！”说完，竟把协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最后，打的意见逐渐成为会议的主调。
为了拖延时间，南京在18日广播说：对和谈条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问题尚在考虑。又谓黄绍竑因血压高，不及于4月20日前返北平云云。
桂系范围内讨论不出名堂，而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当意见，在张群到溪口以后，他立即让蒋经国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去电，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应付的措施。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对和平协定作最后的决定。
会议一直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几位部长，另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白崇禧令不知者纳闷：他没有参加这个他应该参加的会议。
在会上，吴铁城嗓门最大，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他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讨论的那个和谈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作主张，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既然这样被共军吃掉，还不如一打到底，即使那样彻底败了倒也痛快。”
中常委们不管是主张打也好，或是主张和也好，但有一点他们的感觉是共同的，这就是国民党已近灭亡。不知是出于他们对党国的感情，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不知谁在会上首先哭泣出声，引得会上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如丧考妣，好不悲伤凄凉。
作为会议主持，是得拿出意见的，何应钦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总结性地说道：“两日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原来中常委和谈声明的。但从北平拿回的协定，与中常委和谈声明的原则相差甚远。共方协定的前言，皆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做法。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共有四次大的和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失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个协定中看不出共产党的宽阔胸襟来，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好，否则何至于此？签不签这个协定，我们都是一个死。我的意见，不能签这个协定。”话说完了，何应钦才觉得还有个代总统存在，又补充了一句：“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这时李宗仁听到“总统”的称呼，一点儿也没有刚上任时荣耀了，像立时受了极大屈辱而又不能反抗似的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他说道：“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一战到底，怎么办都行。”
4月18日，南京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
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调，并表示：倘不能实现原定的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发布了宣传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此时的蒋介石，则一反几个月来的仰郁情态，又像松缓了一段时的弹簧一样，倏地跳了起来。他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让前方各将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和共产党最后一拼：
“令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守住长江，保住西南……坚决抵挡住共军的进攻！”
“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