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却并不平静，那颗埋在胸膛城府极深的野心，并没有丝毫消沉。
何应钦正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他料想李宗仁一定会请他出山帮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民国十六年在南京曾有过一段“蜜月”的历史，而主要是因为，老蒋虽然下野，但仍在幕后操纵，那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李、白是难能调遣的，非得请他发号施令才行。想当年，保卫南京，血战龙潭，第一军就靠他指挥，才与第七军击溃了孙传芳的几万大军。当然，这些年来，他在蒋介石的手下也算混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但总觉得不顺心，因为在老蒋面前，他永远像一只老鼠似的提心吊胆过日子，老蒋的那双眼睛，像鹰一般犀利，直盯得他心里发怵。“西安事变”，他心怀“大志”，力主出兵讨伐张、杨，但被宋美龄等识破诡计严加制止。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蒋介石的那两只眼睛无时不盯在他的身上，似乎不在他脑后找出两块魏延似的“反骨”来永不罢休。陈诚青云直上，慢慢取代了他的地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把他推到联合国去当有名无实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回国后，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国防部长，但却没给什么兵权，徐蚌两地区100多万国军交由白崇禧指挥。但谁知白崇禧不领情，拒绝指挥，结果徐蚌会战一败涂地，紧接着白崇禧又心怀叵测，举起倡和之旗，此时，何应钦才看出桂系野心之大，令人震惊，他们要逼蒋下野，取而代之。何深怕受到牵连，便以徐蚌战败引咎辞职，躲到上海，以观时局。不久，桂系名义取得胜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他怕老蒋怀疑他与李、白勾结，便跑到蒋的心腹汤恩伯的别墅里隐居起来，每日只带一名副官，到山上游玩打猎，以示淡泊。听说孙科辞了行政院长，他立即回到了上海，估计李宗仁必然会来找他出面组阁。从内心来讲，他对行政院长一职仰慕已久，老蒋硬是不让他如愿。现在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对他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但老蒋会让他再和李、白搞在一起吗？老蒋是绝不会忘记民国十七年那快伤疤的。想到这里，何的心里像猫爪挠心，很不是滋味。
李宗仁来上海后，何应钦还是不敢应允。李宗仁明知道是因为害怕蒋介石不同意，但只有气愤，而无可奈何。此时，李宗仁深感他这个代总统的无能为力，脸上火辣辣像被谁打了耳光似的。但是，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总统的架子，低声下气地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央求让何应钦出来当行政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
李宗仁既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了个代总统，他就想给世人有个好印象，也想显示一下这个“新”总统与蒋介石的不同风范。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采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这很显然，只要将政治性事件引用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触犯戒严法的罪名，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汤恩伯就是这样办理的，他在2月11日发表谈话时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威胁情势。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汤恩伯这番做法，把代总统歙允，一笔勾销。
李宗仁上台后，下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给硬硬实实地顶着不办。
李宗仁以上这些措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做个样子给国人看的，或者说是为了打击一下退避幕后而实际操纵的蒋介石。
李宗仁争个代总统当，一不是为了国人，二不是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准备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不让共产党的军队打过长江，划江而治，弄个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当然，李宗仁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看得清楚，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如果解放军一过江，一切将无从谈起。他现在已经到了在谈判的条件上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