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
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