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生理学似乎已对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区域的研究者产生了显著的吸引力。（拉特克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塔尔图〕教书；潘德尔[Pander]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教书；伟大的捷克生理学家波金杰［Purkinje］于1830年在波兰的布雷斯劳创办了第一所生理学研究实验室。）直到达尔文主义的到来，这些思想才告复活。
与此同时，进化理论已在社会研究中取得惊人的进步。不过，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进步。双元革命时期属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史前时期，除了政治经济学、语言学，也许还包括统计学。甚至其最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结构严谨的社会进化理论，在此时也只不过是一种精彩的构想罢了，它借助出色的宣传小册提出这一构想，以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础。直到该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基础，才坚实地建立起来。
在社会人类学或人种起源学领域，在史前史、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这些研究领域在本书所论时期接受洗礼，或者说，首次提出声明，视其自身为具有特殊规则的独立学科——小穆勒于1843年提出的声明，也许是首次坚决主张赋予心理学这种地位的声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同在1830－1848年之间，以统计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增加和统计学会的增加一样，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专门的人种学会（1839年、1843年）以研究“人类种族”，这一事实也是同样重要的。不过，法国人种学会号召旅行者去“发现一个民族对其起源保留了什么样的记忆……其语言或行为（moeurs），其艺术、科学和财富，其权力或统治等等都经历了哪些变革？引起这些变革的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入侵？”这一“对旅行者的一般指示”只不过是一个提纲而已，尽管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性的提纲。的确，对于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科学，重要的不是它们的成果（尽管已积累大量描述性资料），而是它们坚定的唯物倾向（以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以及对进化理论的同样执著。夏凡纳（Chavannes）不是在1787年，当人种学刚起步之际，便将它定义为“各民族迈向文明的进程史”吗？
不过，在此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科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阴暗副产品——种族理论。不同种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肤色）的存在问题曾在18世纪引起广泛讨论，当时有关人类究竟是一次或多次被创造出来的问题，也同样烦扰着人们。人类同源论者和人类多源论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第一类群体将进化论和人类平等论的信仰者，与那些因发现在这一点上至少科学与《圣经》并不冲突而松了一口气的人结合在一起，如前达尔文主义者普里查德（Pricry）的蓬勃兴旺。人体测量学主要是以头盖骨的搜集、分类和测量为基础。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当代颅相学（phrenology）的推动，这种奇怪的学说试图从头盖骨的形状解读人的性格。在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颅相学学会（1823年、1832年），尽管该学科很快就再次脱离科学。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学和野外观察，共同携手把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议题，即民族或种族特征的永恒性论题引入社会之中。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史学和革命先驱梯叶里兄弟，便投身于诺曼征服和高卢人的研究，这一研究至今仍反映在法国学校读本（“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以及“高卢人”牌香烟的蓝色盒子上。作为优秀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法国人民是高卢人的后裔，贵族则是征服他们的条顿后裔，这项论点日后被像戈宾诺伯爵（Count of Gobineau）那样的上层阶级种族主义分子，用来作为其保守主义的论据。威尔斯自然主义者爱德华，站在凯尔特人的立场上，以可以理解的热情信奉着如下信念：特定的种族之所以能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因为他们试图发现自己民族浪漫而又神奇的独特个性；试图为自己找到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依据；或者试图将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归之于“天生的优越性”（他们倒没有表现出把贫困和压迫归之于天生的劣根性的倾向）。不过，可以为他们开脱的是，种族理论最糟糕的滥用，是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