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发生在英国，在英国，政治革命既未取得胜利又未达到突破。然而，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建立诸如卡文迪什（Rumford），于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该机构的名声主要来自其著名的公共讲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为戴维（on）这位原子理论的奠基者就来自后者。伦敦的边沁学派激进分子建立（或毋宁说是接管和改变）了伦敦机械学院（London Mecitution，今日的伯贝克学院），将它发展成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建立了伦敦大学，以作为沉寂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另一选择；建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以取代如没落贵族般死气沉沉的皇家学会。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都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也许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组织迟迟未出现的原因。甚至在德国，第一个大学化学研究实验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建的实验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设立（不用说，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有些机构提供技术人员，如法国、英国；有些机构则培养教师，如法国、德国；有些机构则旨在灌输青年人一种报效国家的精神。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数以及科学产品大量增加。并且，它还目睹科学的地理疆域以两种方式向外扩展。首先，在贸易和探险的过程当中，便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领域，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思考。洪堡是本书所论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之一，它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观察家以及地理学、人种学和自然史领域内的理论家而作出贡献。尽管他那本综合一切知识的杰作（Kosmos，1845－1859年），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别学科的界线之内。
其次，科学活动的地域，也扩及到那些在当时仅对科学作出极小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举例来说，在1750年的大科学家名单上，除了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几乎见不到别的国家。然而，19世纪上半叶主要数学家的最短名单，却包括了挪威的阿贝尔（y，1831年）、《自然科学院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837年）、《美国哲学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y，1838年），或者新的专业刊物，比如克列尔（Crelle）的《科学院统计报告》（Journal fur Reine und Angee Matik），或者《化学物理学年鉴》（Annales de C de Physiqu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