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

    总是会有一种时髦的兴趣：对驾驶邮车的兴趣——对扮演哈姆雷特的兴趣——对哲学讲演的兴趣——对奇迹的兴趣——对纯朴的兴趣——对辉煌的兴趣——对阴郁的兴趣——对温柔的兴趣——对残忍的兴趣——对盗匪的兴趣——对幽灵的兴趣——对魔鬼的兴趣——对法国舞蹈演员和意大利歌手以及德国络腮胡和悲剧的兴趣——对在11月份享受乡下生活和在伦敦过冬的兴趣——对做鞋的兴趣——对游览风景名胜区的兴趣——对兴趣本身，或对论兴趣的随笔的兴趣……

    ——皮科克（t．L．Peacock）《险峻堂》（Melincourt，1816年）

    与该国的财富相比，英国堪称著名的建筑物实在少得可怜……投入博物馆、绘画、宝石、古玩、宫殿、剧院，或其他不可复制的东西的资金是那么少！外国旅游者和我们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为大国主要基础的这一方面，当作我们不如别国的证据。

    ——莱恩（S．Laing）《一位旅行家对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札记》，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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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何试图考察双元革命时期艺术发展概况的人来说，给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荣的状况。一个包括了贝多芬和舒伯特（Sc）、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轻的狄更斯、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i）、威尔第（Verdi）和瓦格纳（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后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个世纪，且不说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会是巨人的那些人，这半个世纪堪与世界历史上相似时段的任何时期相媲美。这份非凡的业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艺术的复兴，这些艺术在实际上拥有它们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养的公众。（那些非欧洲文明的艺术在此不予考虑，除非它们受到双元革命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与其以一串长长的名录来烦扰读者，或许还不如随便挑选这整个时期的一些横断面，来说明这次文化复兴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间，对艺术创新饶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华兹华斯和柯尔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歌德、席勒、让·保罗（Jean Paul）和诺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创作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聆听到海顿（er Scott）的英文小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意大利文诗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意大利文创作的《婚约夫妇》（Promessi Sposi）、雨果（Victor able）的《干草车》，也出自这一时期。10年之后（1834－1836年），文学中产生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Inspector-General）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pades）；在法国产生了巴尔扎克的和缪塞（Musset）、雨果、戈蒂埃（tier）、维尼、拉马丁（Lamartine）、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tadeusz）；在芬兰有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rala）的初订版；在英国产生了勃朗宁（Broti）、俄国的格林卡（Glinka）等人的歌剧。康斯特布尔在英格兰作画，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en）、艾兴多夫（Eichendorff）和莫里克（Morike）的诗歌、佛兰芒文（Flemish）和匈牙利文学的重要著作，以及法国、波兰和俄国主要作家的更多出版物；音乐方面则可听到舒曼（Schumann）的《大卫同盟舞曲》和柏辽兹（Berlioz）的。

    从这些随便举出的例子中，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艺术成就在这些国家中异常广泛的传播。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在19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和音乐突然形成一股世界潮流；美国文学虽然相形见绌，但随着库柏（FenimoreCooper，1787－1851）、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和梅尔维尔（ofi，1823－1849）是匈牙利民族诗人。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某些艺术和艺术风格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文学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而文学中又以小说最为突出。历史上或许从不曾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集中出现过这么大一群不朽的小说家：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tes），俄国的果戈里、年轻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turgenev）（托尔斯泰的第一部作品于19世纪50年代问世）。音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直到今日，一般音乐会的演奏曲目绝大部分仍依赖活跃于这个时期的作曲家——莫扎特和海顿（尽管他们实际上属于前一个时期）、贝多芬和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器乐的“古典”时期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