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吸引他们的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对有机整体的广泛概括。在18世纪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德国民族主义对法国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强化了德国思想中的这种条顿主义。但这更可能是延续自上一个世纪的思想氛围，在那个世纪，德国在经济上、思想上，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衰落，维持了德国思想传统的古风，正像它一成不变地保存了德国小城镇的16世纪旧貌一样。无论如何，德国思想（不管是在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的基本氛围，显然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主要传统。（这种推论不适用于奥地利，它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同的历史。奥地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没有一点可值得一提的东西，尽管在艺术〔尤其是音乐、建筑和戏剧〕和某些应用科学方面，奥地利帝国是非常杰出的。）在18世纪的古典观点正走向其极限之时，这种古风赋予德国思想某些优势，也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日渐重要的思想影响。
它最不朽的表现形式便是德国古典哲学，即在1760－1830年之间，与德国古典文学一同被创造出来、并且密切相关的一整套思想（一定不可忘记，诗人歌德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诗人席勒不仅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且是哲学论著的杰出作者）。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伟大人物。1830年以后，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的那样，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18世纪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花）内部同时发生的瓦解过程，也在德国哲学中出现了。它的产物便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是马克思主义。
必须始终牢记，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彻底的资产阶级现象。它的所有主要人物（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并且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忠实于它（黑格尔迟至耶纳会战时仍支持拿破仑）。启蒙运动是康德思想的框架，以及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两人的哲学都充满了进步观念：康德的第一个伟大成就是提出了太阳系起源和发展的假说，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就是进化（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是历史性）和必然进步的哲学。因此，虽然黑格尔一开始就憎恶法国大革命的极左派别，并且最终成为彻底的保守派，但他一刻也未曾怀疑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那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不像大多数后来的学院式哲学家那样，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都曾研究了一些经济学（费希特研究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和年轻的黑格尔已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受过亚当·斯密影响之人。
德国哲学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康德身上一方面相当明显，他终身都是一个自由主义左派——在他最后的著作（1795年）中，他高尚地呼吁，通过建立一个放弃战争的共和国世界邦联，来实现普遍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却又比在黑格尔身上来得模糊。由于康德僻居于偏远的普鲁士哥尼斯堡，独处在陈设简陋的教授住处中，以致在英国和法国思想界如此独特的社会内容，在康德的思想中却变为一种冷峻的（如果说是崇高的话）抽象，尤其是“意志”的道德抽象。（因此，卢卡奇 [Lukacs]表明，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种非常具象的停论，在康德那里，则成了“非社会的社会性”这样一种纯粹的抽象。）如同所有读者都曾痛楚体认过的那样，黑格尔的思想是够抽象的了。然而，至少在开始时，他的抽象是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成妥协的企图；并且实际上，在他对人性的基本要素——劳动——的分析中，黑格尔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使用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过的相同工具，并在无意间为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基础。（如同他在其 1805－1806年的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人制造工具，因为他是有理性的，这是他意志的最初表现。”）
但是，从一开始，德国哲学就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这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它是成熟缜密的理想主义哲学，否定古典传统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其次，康德哲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即使是在个人良心的形式上），而黑格尔的出发点则是集体（亦即共同体）。他明显地看到，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集体正化解为个体。而且事实上，黑格尔的著名辩证法，这种通过永无止境地解决矛盾而实现进步（在任何领域）的理论，可能就是从个人和集体之间充满矛盾的这种深刻感受，而获得其最初的灵感。更进一步，由于德国哲学家在全心全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大举进占的领域中处于被边缘的地位，加上也许是他们完全无能参与这种进步，使得德国思想家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这无疑是必然的，在带来巨大收获之时，不也就带来巨大的损失吗？它不是反过来又必须被取代吗？
因此，我们发现古典哲学，但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类似于卢梭进退两难的世界观；尽管，与卢梭不同，哲学家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把其矛盾包容于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在理论上缜密的体系之中（卢梭碰巧对康德产生一种巨大的感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