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波伦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0％，下降到1835年的51％。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 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实际上指导和操控意大利统一的社会阶层”，是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倾向于理论上的自由贸易，这使英国对意大利的统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碍了意大利的工业化。）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教会的），其中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
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土地的大规模再分配，并没有如预期中确定的那样，创造出一个具有企业精神、进步积极的地主或自耕农阶级。在经济不甚发达和道路难以到达的地区，中产阶级购买者（城市律师、商人或投机者）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地投资土地，并费力把它经营成良好的商业性事业，而不轻轻松松地从前贵族或教士地主那里，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后再将这些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行使在金钱而非传统和习俗之上。在南欧的广大地区，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领地”，更加强了旧贵族特色。大型领地的集中现象，在有的地方略微减轻，如意大利南部；有的没有变化，如西西里；有的甚至加强，如西班牙。在这类社会中，法制革命就这样用新封建加强旧封建；而且小购买者，特别是农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从土地出售中获益。可是，在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古老的社会结构仍是那么强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设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妇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们别无他法，就饿死在那里。意大利南部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但是，即使农民实际获得土地，或被确认具有所有权，像在法国、德国一些地区或斯堪的纳维亚一样，他们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自动转变为富进取心的自耕农阶级。而正是因为这一单纯原因，当农民想要土地时，他很少也想要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农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