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的财政负担下降，肯定比人力损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据估算，1820－1850年间的战争平均耗费，低于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战争死亡人数，却保持在略低于前一时期的25％。这种空前的耗费是怎样支付的呢？传统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以支付政府账单）、贷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别税。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税，是因为征税会激起公众不满和（当必须由议会和三级会议批准征税时）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但是，特殊的财政需求和战时条件，打破并改变了这一切。
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片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t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三分之二。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的双重压力：私人积攒金银和饥谨年的特别紧张。1797 年，银行停止对私人顾客兑付黄金，而无法兑换的银行券则成为事实上的有效货币：一英镑券就是其结果之一。“纸镑”从来不曾像大陆货币那样严重贬值，其最低线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弹到98％；但它持续的时间却比预期要长得多。直到1821年，现金支付才完全恢复。
征税之外的另一选择是贷款，然而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更是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在实际上靠贷款支撑战争五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采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骤，即靠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为此目的开征了所得税（1799－1816年）。国家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征税完全可行，从此，战争的耗费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来满足。如果战争一开始就征收足够的赋税，国债就不会从1793年的2．28亿英镑，增至1816年的8．76亿英镑了，而每年的债务偿付额也不会从1792年的1000万英镑，增至1815年的3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开战前一年政府的总支出还多。这种贷款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在效果上，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小富有阶级的腰包中。于是，贫民、小商人和农民的代言人如科贝特（illiam Cobbett），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动雷电般的抨击。国外贷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阵营一边是如此）向英国举借，后者长期遵循一种资助军事盟国的政策： 1794－1814年间，英国为此目的贷款高达8000万英镑。其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机构、英国或法国的金融机构，但交易活动愈来愈倾向通过已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进行。例如，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银行（Baling）和罗思柴尔德家族银行（han]从法兰克福派到伦敦）。这些国际金融家的黄金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当时贷出大量款项，旨在帮助旧制度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贷款给新制度国家，则是为了巩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罗思柴尔德主宰世界金融时代（自16世纪伟大的德国银行建立以来，谁也未能做到此点），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奠定的。
不过，战时财政的技术细节，其影响不像资源从和平用途到军事用途的大转移——这是战争的主要遗产——那么普遍、那么重大。认为战争的花费完全是吮吸或以牺牲民用经济为代价，显然是错误的。武装部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仅动员那些不当兵就会失业，或者甚至在其经济范围内无力雇用的人（像瑞士那样人口过多的山区，其人民外移担任他国雇佣兵的传统，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事工业虽然在短期内把人力和物资从民用市场转移出来，但长期看来，却有助于推动那些在和平时期一般考虑利润时可能会被忽视的部门。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钢铁工业无法像棉纺织业那样迅速发展，因此向来需要依赖政府和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