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少数人的现象，是被街角杂货商、小土地自耕农和咖啡馆老板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参见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诚如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因而明显地向左转。这在重建的公安委员会中反映出来，该委员会很快变成法国实际的战时内阁。它失去了丹东这个强有力的，放荡的，也许还是腐败的，但极富天才，比他外表温和许多的革命家（他曾在最后一任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大臣），但保留了罗伯斯比尔，后者成为该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很少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无所偏倚。罗伯斯比尔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认为他正确的人，如今也倾向于年轻圣茹斯特所散发出的准确和严酷。罗伯斯比尔并非伟人，他经常显得心胸狭窄。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惟一一个（拿破仑以外）受到崇拜的个人。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对历史来说一样，雅各宾共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谋略，而是一种理想：在正义道德庄严而可怕的统治下，所有良民在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国者则遭到人民的惩罚。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力量。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虽然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争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茹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比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像罗伯斯比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偏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比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惶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比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比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比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比尔。第二天，他、圣茹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