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不长的话就叫短诗。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
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
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
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幕后的马拉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