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