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你死我活，这才叫气概呢！可是眼前的辽军，既不许跟他们厮杀，又不许跟他们打话，这算得个什么？士兵们嘲笑着上级传下来的这条闻所未闻的命令，嘲笑着对岸那几个军官戟指怒骂的无礼态度，嘲笑着自己毫无戒备、简直好像赤身露体一样暴露在敌人的射击面前的大胆无聊的举动，直奔河岸去。可是在他们的内心中存在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照这样子执行着的“和平战斗”的办法一定是双方上级讲明白了，而暂时还不能公开宣布的新鲜玩意儿。我军不过河去，对方焉有过河之理？我军发射旗榜是掩盖耳目的勾当，对方恶声怒骂，也是假戏真做。双方一定成立了什么秘密协定，一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公布出来。他们隐隐约约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场名义上的战争中，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交锋。
他们还没有跑到河边，没有解决他们要想解决的问题：是稻草圈还是在左右两边留了发辫？胡子究竟有多少硬？一阵铦矢劲箭突然像一阵雹子落到他们面前。他们还来不及相信这个，连忙找一个土墩子，暂时躲避一下。还有人伛偻着身体，大着胆向前疾趋数步，抬起箭矢来彼此传观，证实了这确是没有摘去矢镞，可以致人于死的真正的箭矢，确确实实地打破了他们的天真幻想，这才破口大骂起来：
“狗养的小妇们，动了真刀枪了。”
“狗养的”是一种没有点名的骂娘法，同样也可以激怒辽军。又是一阵箭雨飞来，可是士兵们已经用熟练的步法，躲开箭矢，飞似地奔回窝铺。
在窝铺中，他们七嘴八舌地交换着愤怒的斥骂，骂那些辽军不识抬举，不懂得礼尚往来。骂辽军背信弃义，破坏了协定（他们还是相信有这样的协定和默契）。然后他们也骂起这个瘟宣抚来，由于他的愚蠢，相信敌人的鬼话，上了当，差一点叫他们成为箭下之鬼。
辽军的挑衅行为，没有改变宋军的决策，宣抚司仍然严申禁令。双方隔开一条并不宽阔的界河，一方不断把真正能够杀伤人马的箭矢发射过来，一方仍把摘去矢镞、换上一捆捆旗榜的箭杆发射过去。这样的双方交换不等价的礼物的酬酢局面持续了五，六天。在绵亘几十里的边境线上，包括东西两路，每天都有十多个有时多至二、三十个宋方的士兵，由于好奇心和不谨慎，或者还想去亲自证实一下辽军是否真是这样不识抬举，而贸然闯入对方的射程内，被埋伏着的冷箭射中而遭到死伤。每次发生了新的伤亡事故，就要在士兵中间引起极大的骚扰。
假使宣托司没有下过这道荒谬的命令，假使士兵们的手足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渡河去杀敌，可以抽出箭矢来射击，他们仍然也会发生许多意外的伤亡事故，在一场战争中，在广阔的战场上，既然双方都以杀伤敌方人马为目的，要幸免这种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是人们早已习惯这个，并不认为它是意外，这种伤亡应该由敌方和自己本人来负责。现在宣抚司下了这道命令，士兵们的心理就完全不同，他们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这个瘟宣抚。他们认为死亡的袍泽们都是这道命令的牺牲品，本来不应当这样含冤枉死的。他们还怕自己一个不留神也会成为这道命令的牺牲品。英勇地战死是光荣的，不明不白地被敌人和自己的长官合谋害死，死了也不瞑目。
一种悲愤的情绪和激昂的同仇敌忾心在战士们心中继长增高，他们渴望撤消这道禁令，渴望改变现在的听人宰割的被动局面，渴望过河杀敌。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富有勇气和力量。渴望揪住一个敌人死斗，把他搠死、斫死、卡死、打死，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和敌人一起死在疆场上而不悔。
事态发展得更加严重了。有一天，辽军竟然聚集到几百个人，组成大部队，偷偷渡过界河，把宋军的一个窝铺包围起来。面临着生死决斗，这道曾经束缚过士兵手脚的命令，被可笑地撇在一边了，谁也没有想到它。他们英勇地抵抗，英勇地还击，英勇地战死。在临死前还忠实地执行了一项传统的禁令，把一床强弩拆得粉碎，以免敌人掳去仿造。这个小分队虽然没有留下一条活着的生命，却也让辽军丢下同样多的尸体，匆忙地渡河退回去。
散布在第二线的官兵们闻讯赶来支援，他们也没有受这道命令的约束，准备痛快地厮杀一场。可是他们来迟一步，辽军撤退，战斗已经结束。他们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的袍泽们英勇地战死在敌人无耻的袭击中，止不住热泪滚流。连日来积压在心里的闷气突然像只气球似地爆炸了，一切束缚都打破了，大家围成一团，大声地、杂乱地、怒气冲冲地议论着。
“他死得多么英勇！”一个战士对首先进入他视线的战死者敬了一个军礼，一脚踢开被死者紧紧抱住的敌军的尸体，“端的是个好兄弟！”
“过河去，为战死的兄弟们报仇。”
这句高喊迅速发展成为响亮的口号，许多人呼应着喊道：
“过河去，过河去！”
“过河去杀他个片甲不留，看看到底是谁家强、谁家弱！”
“拼着俺这条老命，过河去杀他十个八个，死了也留芳百世！”
“去，去，大家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