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果他的这些“缺德”都是为了他的朝廷的利益，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何“缺”之有？
有人给外交家下了一个定义是“为了国家利益派到国外去撒谎的诚实人”，外交家本身不一定是诚实者，但他到外面去撒谎却真是为了本朝的利益。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把朝廷的虚实尽输与敌人，那岂不成为“卖国贼”了？譬如这次撒卢母来太原，背着副使把金朝的虚实和盘向马扩托出，他告诉马扩：粘罕与斡离不之间的矛盾，金朝东西两支军队的实力，两路进兵的路线和最后会师东京城下的战略目标，还有粘罕特别惧怕的雁北义军的抗击等等都说与马扩知道了，这些都是马扩十分需要的情报。对这样一个背叛本朝利益的贼徒，马扩不是要深恶痛绝、看不起他的为人？更加谈不到做明友了。
个人的品德有时要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上的马扩仍然非常看重个人的品德，因此，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马扩常常陷入于这方面的迷惘而不可自拔。
还有与撒卢母同来的王介儒也是马扩的旧识。当初萧皇后决定归降宋朝时，就派王介儒随着马扩一起南来。在兰沟甸大战后，宋辽双方无法进行外交谈判了，王介儒还在雄州城里住了几天，一直由马扩馆伴。他为人善于思考，深思不露。当时马扩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老练的官员，在外交谈判中可能是个劲敌。与他们打交道，需要步步小心，一点不可放松。
童贯虽然不希望与两个金使见面，金使却不容他躲避，他们到达太原后，说是奉国相之命，一定要面见宣抚议事。宋彦通拗不过他们，只好带去见童贯。
撒卢母见了童贯，以极度傲慢的态度出示粘罕派他赍来的军书，除照例责备宋朝种种罪名外，明确地写上元帅国相已兴师前来尔帮吊民伐罪。这一句带有宣战性质的话，好象在童贯的头顶上打了一个轰雷。现在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出示军书后，撤卢母继以十分不逊的语言连珠箭似地攻击童贯，指摘他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根本没有把他的权威性放在眼里。童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样对答才是。谈到最后，还是向撒卢母商量道：
“许大国事，且须商量，何故便有此事？”
“军马已起，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撒卢母更加盛气凌人地回答。
最后童贯找到下台的办法，好声好气地劝来使让“馆伴陪去说话，有事但见谕，足可相应。”
凡是看到这番酬答的人，万想不到平日威势十足的童贯一旦看到金使竟变成个矮子、哑子、聋子、几乎把他的骨架都拆散了的疯瘫的汉子。幸喜马扩没有在场，宋彦通又是个极通世故的老幕僚，最善于隐恶扬善，不至于把恩相这副窘相张扬出去，这个童贯是放心的。
下午，马扩也来行馆接伴，双方又进行了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对话。在马扩的影响下，宋彦通的胆气略为壮了一些，居然敢提出责问道：
“两朝许多时讲好，如今贵朝不通些耗，便起兵前来，是何道理？”
所谓“不通些耗”，是责备粘罕没有通过外交文书，正式“宣战”，就发兵前来，有失道理。不过古代既没有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定出兵前必须通知对方，这种责备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金方是从来不讲道理的，当你责备它不讲道理时，它又会把道理抢过去，反唇相讥，它倒变成是受害的一方。当时王介儒回答宋彦通的责问，就说“只为贵朝有失道理，所以如此。”这是非常典型的强权外交。
“兵凶事，天道厌之，”马扩想把他们的气焰压一下，“今贵朝不顾以前誓好，便先起兵，却不道南朝员幅广大，人力物力充沛，若朝廷有悟，略行更张，你家军马，怎近得我的通都大邑？不过虏掠些近边小民户，日后干戈漫漫，无时定得了。”
这几句空话折服不了金使。撒卢母当即反击道：
“元帅国相若怕贵朝的人力物力时，不敢便入来了。”
马扩还待再说，王介儒插入一句道：
“事已至此，自家懑在这里斗口作甚？承宣若能劝童大王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土地，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这就是承宣的尽忠报国了。”
这是金朝第一次提出讲和的条件，好大的口气，要想不战而尽得两河之地。在这种场合中要反击他倒也不难，马扩不怒而笑道：
“贵朝欲得两河之地，此事不难，只要贵朝把会宁府换，有何不可！”
马扩一句火药气十足的笑话结束了这一场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谈话。
马扩、宋彦通出馆后，具告童贯。童贯惊魂未定，急令他们写个书面报告，以备上奏。他自己就把宇文虚中、范讷、王云等几个亲信幕僚留下来密议。
在这几个幕僚之中，只有新来的中书舍人王云胆子最泼，敢于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童贯就是凭这一点，把他引入幕府，视为亲信的。他说道：
“金人欲得我两河之地，才肯罢兵，此事未尝不可商量。大王何不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