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