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时候，她却二话没说。两个人就是一个心眼儿：结了婚就留在坎布里奇，让我进法学院读研究生。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又是一阵沉默。伦敦医生没有开口。所以我就又继续叨叨下去。
“我们觉得不这样办就行不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我这口要命的傲气！就是为了要表明我的事业生涯比她的重要！”
“可能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伦敦医生说。他是想减轻我的内疚，不过这种手法不见得高明。
“反正我了解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呢！我难道就不能先陪她到法国去，宁可迟一年再来当我的律师？”
大概他以为我是看了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资料，事后想起才感到不胜负疚的。他完全想错了。我所以这样痛心，倒不是因为我阻碍了詹尼的“进一步深造”，而是因为我没有能让她赏赏巴黎的风光，一睹伦敦的胜迹，领略领略意大利的情调。
“你明白啦？”我问他。
又出现了冷场。
“你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他问。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明天五点再谈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他也把头点点。我于是就走了。
为了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我就顺着公园大道一路走去。一方面也好准备准备，迎接这底下的一步。明天就要开始动手术了。在心灵上开刀，我知道那不能不疼。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收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