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法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2000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183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的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火车慢慢滑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的2453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300人。
俘虏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婚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六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