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有限，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移民。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市委书记，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萧秧就当着我的面，多次批评李伯宁的三峡移民政策不可行，不管李伯宁领导的国家移民局怎么强调，他还是眼睛向外找出路。但是，说老爷子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冤枉。李伯宁曾经是拟议中的三峡省的省委书记，还在筹备期间，他就组织拍了《穷山的呼吁》，极言三峡库区农民的恶劣生存境遇，在北京引起很大的震动。
说李伯宁不了解移民工作和历史也不对，他从1950年代初就在水利部负责移民工作，而且一辈子没离开过水利，没有离开移民问题。他对1949年以后的1000多万水库移民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评价：三分之一生活不错，三分之一勉强生存，三分之一没有安置好。实际上，真正安置好的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李伯宁为什么偏要坚持“就地后靠”、“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政策？为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实上今天大量三峡移民外迁，似乎在证明李伯宁错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解中国水库移民史的人都知道，被强迫的外迁，并不意味着不返迁，水库移民外迁的历史，也是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我手里没有返迁的具体数据，但是知情人说，不是个小数字。不需要在历史上找依据，三峡外迁到海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的移民返迁就是明证。很多时候，返迁的理由与生存容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没有跟李伯宁深入地探讨过“开发型移民”政策的由来，但是我相信与移民的历史及其笼罩在历史之上的阴影有关。他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运动的主力是新安江等地没有安置好的水库移民，特别是外迁后又返迁的移民，揪斗水利部领导最凶的也是这些人。新安江水库（1957—1960）建设开1949年以来、也是开中国有史以来大型水库移民之先河，移民总数30.6万。新安江水库分三个阶段：1956—1957年试点阶段，1958—1960年大规模迁移阶段，1961年以后的调整阶段。问题出在了1958年以后。当时政府的移民口号和方式是：“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把锄头，一副铺盖，徒步行军”（牟默 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历史回顾》）。结果移民费用增加了一倍，遗留问题至今。有人说，美丽的千岛湖水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泪水积攒而成的。
1980年代初建成葛洲坝之前，中国水坝有三大明星，除了新安江之外，还有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1957—1960）、丹江口水库（1958—1964）都是1958年正式启动的，移民的数量，前者41万，后者38万。2003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增加移民22.4万。这22.4万移民中，很多人是丹江口水库移民的二次、甚至三次移民。顺便提一句，南水北调工程的提出不晚于丹江口水库，某种意义上说，丹江口水库就是为了实现南水北调工程而修建的，但是显然规划不充分，增加了移民。这两大水库移民的命运跟新安江水库移民一样，极少的补偿，粗暴而虚伪的动员，没商量地强行迁移。现在情况如何？我2001年去丹江口水库库区，那里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贫穷”。而且是几十年的贫穷。
三门峡水库的情况更糟。三门峡水库曾经是“亚洲第一坝”，由中共中央委托苏联人设计。这个水库可能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水库，它几乎就是蛮横、虚妄、自负、好胜导致灾难的代名词。2003年渭河洪灾，洪水量并不大，关中平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祸根是三门峡水库，以至讨论是否炸毁三门峡水库。今天检索三门峡水库的酝酿、辩论和建设过程，顿生感慨，让我相信“命定”一说。三门峡水库所引起的可能的灾害，当时都预见到了，包括“大坝高水位方案”诱发的移民问题，有人提出“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尚蔚《忍对黄河哭禹功》）。
事过48年，我们暂时不管三门峡水库是否该建等治水思想问题，先来追究三门峡移民问题。我把材料处理下来，发现三门峡水库已成定论的移民数量仍然存有大疑点。
我们知道，三门峡水库开工半年后，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员温善章反对360米蓄水位的高坝方案，提出“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335米的方案，少淹没，少移民，少花钱，上书中央和水利部，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他指示水利部组织专家讨论这个“小青年方案”。这场讨论，历时半个月，实际上是围绕着黄河治水思想、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排沙还是拦沙等重大问题的大辩论。
关于移民，335米方案移民数不超过15万，360方案90万人，周恩来主持修改方案后，移民数降至31.89万，由于库区大范围塌方，抬高水位，移民增加至40.38万。目前我们看到的正式资料确定为41万。三门峡库区淹没陕西、山西、河南，主要是陕西。根据最新的资料，到1989年，光是陕西省境内的移民就达到了43万人，其中是否包括15万返迁移民未可知（尚蔚《忍对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