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说，财权与事权是对等的呀？修城市道路是地方政府花钱的事，怎么修应由他们决定呀？
杨保军：关键是，大马路成风，已与我们的国情国策发生冲突。第一，超过当地财政能力，大马路既占地又花钱，效果不好。耕地保护是基本国策，你这样搞就多占地，跟基本国策有冲突。第二，导致拆迁矛盾。一些地方为了搞大马路、大广场，拆迁补偿不到位，弄得老百姓没有地方住。大马路费而不惠，财政效益低下。一些地方政府这样搞，美其名曰“改善环境、招商引资”，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可即使这样做，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胡搞。总的来看，城市建设都有贪大求洋的倾向，我接触到的城市，大部分都有这个情况，好一些的只是收敛一点。
王军：这股风刹得住吗？
杨保军：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多管齐下，行政命令只能起一定作用。应该让大家有一个正确认识，从领导到民众都要有一个明是非、辨美丑的能力。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谈建筑、谈艺术还只是专业圈子里的事情。什么是尺度，什么是比例，什么是美，一般人不学这个，没有概念，不是把它作为基本文化素养来对待。而发达国家重视美育，培养孩子们对美的修养，大众对色彩、比例是清楚的，在这些国家出现不和谐的东西，人们是要骂的。可我们缺少这种教育，就见怪不怪了。所以，要引导，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现代主义规划误区
王军：可能有人会说，发生这些现象，跟城市规划专业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大马路不好，还有人规划呢？
杨保军：这就要从专业上进行梳理了。城市空间相当于一个壳，这个壳是用来承载核的，核是什么？是人。过去的城市，是以人的尺度来设计的。中世纪的城市，是人走在里边的感觉，那时有了马车，以马车的尺度来安排，也是人性化的。后来出现汽车，就产生很大的冲击。工业革命后，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城市以积累财富为主导，人文退居二线。城市里面更多的是对财富的欢呼，留给人的空间变少了。到了后现代，大家发现财富增长了，精神家园却失落了，就开始怀念过去的城市了。人们就开始反省，希望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
王军：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杨保军：你想想，一个孩子生下来后，先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懂事后对家庭有了感知，再大一些，就要走进社会了。这个过程，是先迈出家门走上街道。他走上街道后，就会知道这个社会是美的还是丑的。如果街道是友好和安全的，他就会对社会产生健康的心态。如果他到街道上一看，这个社会是乱糟糟的，是拥挤的、污染的，甚至是无立足之地的，那他对这个社会也不会友好。
我们逛街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可能是没目的的，没有目的也要去逛，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街道要安全，要不断有故事发生，要有起伏，要有高潮，这样的城市才有风采。我经常问大家，你在哪里感知城市？肯定不是在宾馆，而是在你穿行于城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街道就很重要了，它会让你感到，这个城市是否对人友好？
王军：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城市除了要有你讲的那种味道，它还得有效率呀？
杨保军：我已经说了，大马路恰恰是没有效率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手法对我们的影响太深了，它完全是机器的理念。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奠基人柯布西埃说，住宅是住人的机器。这没错，可人还有其他的需求啊，柯布西埃没有考虑到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他把城市搞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搞得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于是，功能严格分区，这个地方是上班的，那个地方是睡觉的，这个地方是公园，它们之间，用最快的速度连接，中间没有故事发生。后来，后现代主义就反对这个，认为城市不是像树那样长着直直的杈，城市应该是一个网，不能把它简单化。
巴西利亚就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代表，非常乏味，它以汽车为本，尺度巨大。我去那里拍照，连景都取不全，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尺度！当地人不喜欢这个城市，那是自然。
而我们受这种东西的影响太深了。我们学苏联，苏联是一公里一个街坊，道路宽、路网稀，支路不发达，使得主干道堵得一塌糊涂，干道之间没办法疏解。而我们大多数规划师，包括政府官员，对这个都习惯了。 不该重蹈他人覆辙
王军：可是，情况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
杨保军：当然要想办法改正错误，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认识。你看欧洲，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宣告现代主义灭亡了，试图修正过去的错误。哥本哈根就恢复了步行系统。应该明确，城市不能靠马路的宽度取胜，必须注重路网。最近我看了深圳的蛇口，这是深圳惟一不堵车的地方，道路系统是小格网，街道窄，但密度高。这是深圳最先规划的地方，没有采用大马路、大街坊的方式，规划师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美国西部小汽车交通发达，导致城市品质下降，地方的文化认同感和社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