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也是5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第二天，陪他走马观花地看过北京后，我们坐在后海公园的湖边，采访开始。当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费马大定理》一书时，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书中的传奇人物一起穿行北京，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听他将我读书时心中产生的一个个疑问予以解释。
这基本上是一次答非所问的访谈，也成了我采访安德鲁·怀尔斯的最大惊喜。
此前，我设想这是一次中规中矩的采访：其一，安德鲁·怀尔斯因成功破解费马大定理而名噪天下，至今已有十余年，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他都经历过了，应该是积累了不少熟极而流的套话；其二，我已经读过好几遍那本书，自以为对他的了解够深，相信无论怎样的回答，都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内容。
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还是颇出乎我的意料。
书中的一些疏漏得以纠正：书中说，“在怀尔斯开始着手这个证明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而怀尔斯对我说，他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是在1986年，而结婚是在1988年；按照书中的说法，他是在完全独立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研究的，而事实上怀尔斯一开始还告诉过一些同事，但由于不胜其扰而逐渐将自己的计划隐藏起来；据说还有一家国际制衣大企业请他为新系列男装做广告，当我向他求证这个问题时，他说，由于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他拒绝了。
采访公众人物，往往很乏味。因为他们说的话并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我们想听的。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一种浪漫决绝的回答，既孤标又悲壮，而对于回答者来说，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要准备这样一番自我描述，似乎才对得起观者的期待。在我的新闻采访生涯中，遇到的大都是这些意料之中的说辞。
安德鲁·怀尔斯却并没有流露出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和得意之情。我问他着手研究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并指出许多数学家对这个难题望而生畏的事实。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所谓的答非所问就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独力挑战费马大定理而居功自傲。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数学史写到1986年，即使安德鲁·怀尔斯不去证明，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论文在验证阶段被发现了一个缺陷，久久不能解决，怀尔斯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问及他当年的困境和压力，他的回答却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两种语境，两种心态，两种思路，这是最超出我想像的回答。此前采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时，田曾评价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当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而在怀尔斯的回答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什么“勇气”，至于“身败名裂”，我怀疑他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词。佛经中说“无名”“无相”，怀尔斯达到了这种修为。
话说回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这样简单直接的人才能担当。
采访中也有很规矩的回答。谈到他三个喜欢数学的女儿，我问他是否希望她们成为像他一样的数学家。他的回答是：“不，我希望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数学。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做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儿就坐在旁边。
安德鲁·怀尔斯这次的北京之行，还将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我本来还有一个很常态的问题：你准备用那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做什么？但我马上决定放弃这个问题。
此前我已经了解到，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的薪水，足以保证他们过很体面的生活。多了这一百万美元，我看对安德鲁·怀尔斯过日子并没有多大影响。他大概也犯不着为女儿挣下什么资产，我刚刚听一个朋友聊到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的见闻：几个同学假期里去玩，花自己挣的钱的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花父母钱的人，就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似的抬不起头来。
我又想起等候安德鲁·怀尔斯来京的那个下午，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大校园里闲逛。老贺先是惊讶于北大一些新建筑的恶俗——逸夫楼的外墙竟贴着那种小块的白色瓷砖，等我俩进到一所食堂准备喝杯水，他又吃惊于食堂三层的富丽堂皇。我说，听说现在的学生中，有的特困生一个月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