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五：霍夫曼和他的“异皮士”们一直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理想。他们在场子里搭设了一个宣传站，向过往人群散发传单。大概是嫌这种办法效果不好，霍夫曼又冲上舞台，夺下一支话筒，呼吁在场的听众声援正在蹲监狱的“白豹党”（60年代白人激进组织，以暴力手段反抗种族歧视政策）首领辛克莱尔。正巧这时轮到“谁”乐队上台演唱，乐队的吉它手皮特·汤森不认识霍夫曼。汤森见有人抢话筒，二话不说，抄起电吉它就往那人头上砸去，一家伙把他砸到台下。从此以后音乐节上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霍夫曼了。
镜头六：那三百个使用假名的纽约警察大都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这些人尤其对“放荡”的女嬉皮士感兴趣，许多警察都放弃了本职工作，到处追女孩。现场的治安几乎完全交给了“小猪农场”临时招集来的志愿者们。“肉汤”给每人发了一个袖章，并规定了一句暗语：“我忘了”。这些嬉皮警察对待大多数观众都是放任自流，除了太出格的举动外一律不加干涉，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组委会所采取的最明智的政策之一。后来雅斯各被请上舞台后对观众们说的一句话概括得很好，他冲着台下欢呼的人群说道：“我认为你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点：五十万个孩子完全能够聚集在一起，享受三天的娱乐和音乐，而不出任何麻烦！”
镜头七：与观众们脸上漾溢着的天真的笑容正相反，许多乐队和他们的经纪人的表现却不那么光彩。这些人住在专门建造的艺人休息室里，吃香的喝辣的，来去都有直升飞机接送，一点也没亏着。虽然如此，当音乐节注定要亏本的消息传开后，许多经纪人都纷纷去找组委会要求预支全额酬金，生怕后来组委会以亏本为由而赖帐。不仅如此，他们连组委会开出的支票都不信任，只接受现金或者银行担保的支票，否则就罢演。当时组委会确实没有现钱了，幸亏一个会计偶然想起他曾经把一本多余的空白银行担保支票本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为此组委会专门用直升飞机把他送到办公室，取来了支票本，这才没有发生乐队罢演的丑剧。其实，后来的发展证明，来参加演出的乐队不论报酬多少最终都是大赚一笔。就像两年前的蒙特利尔音乐节一样，所有来参加演出的乐队事后的人气都立刻飚升，演出机会不断。尤其是黑文斯、桑塔那和乔·考克这三人，因为在伍德斯托克的出色表现，日后的出场费都翻了几番。组委会虽然努力了半天，可鲍勃·迪伦最后还是没有出现在伍德斯托克的舞台上。原来，经纪人格罗斯曼为他安排了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机会，这是定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周后在英国怀特岛上举行的音乐会，迪伦被安排压轴，并将得到高达八万四千美元的出场费。虽然英国歌迷打出了“快和迪伦一起来压沉怀特岛吧！”这样热情洋溢的标语，可迪伦的演出却毫无激情，“乐队”乐队的表现也乏善可陈，令到场的十五万名观众大呼上当。
镜头八：音乐节虽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可演出组织者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音乐节结束后组委会立刻接到了约八十起各类诉讼，虽然大多数诉讼最后都不了了之，可还是让组委会头痛了很久。从组委会后来公布的帐目来看，音乐节共支出三百四十万美元，而收入只有一百三十万美元，亏了二百万！虽然后来有很多人指责组委会公布的数字有虚假的成分，但他们亏了很多钱应该是没错的。最后还是罗伯茨的父亲用牙膏厂赚来的钱替儿子填补了亏空，才算没有迫使他申请破产保护。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四个创始人为了得到伍德斯托克这个名字的使用权而互相起诉对方，当初创业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也随之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