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淮海战役

    1948年的11月下旬到1949年的1月上旬，在整个徐州地区的战场上，我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进入了全面决战的阶段，中野和华野的全部部队都投入了战斗。

    在我军用了11个纵队的兵力围歼黄维兵团的同时，还有两个战场在同时作战。就如同刘伯承所说，“这好比一个胃口很大的人上了酒席，嘴里吃一块，筷子上夹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现在我们是要吃一个（指黄维兵团），夹一个（指杜聿明集团），又要看一个（指李延年、刘汝明兵团）”。12月1日，当围攻双堆集的战斗正在进行时，陈毅在给粟裕的电话中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包围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28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研究对策。

    杜聿明认为，如果要救黄维兵团，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所有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而要能集中力量与解放军决战，其先决条件又是必须要让黄维坚决守住，把解放军牵制住，待徐州的部队从津浦路西边南下，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之后，依托于淮河再向解放军进攻，与黄维里应外合，方能解黄维之围。

    但是，由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代表国防部提出的方案却是让徐州的部队从津浦路东边经双沟、五河南下，待与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之后，再行共同去解黄维兵团之围。

    上述两个方案，看起来只是从东走和从西走的区别，可实际上的区别远非如此。郭汝瑰的方案是要集中力量，援救黄维；杜聿明的方案是要保存力量，是否救黄维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说，郭汝瑰方案的中心是撤而要打，杜聿明方案的中心是撤而不打。

    杜聿明认为，从东边走，有湖沼地带，行动慢，那边又有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大量兵力，容易被吃掉。从西边走，由于西边的解放军都集中力量在对付黄维，较为安全，南下之后，能救黄维就去救，不能救就把部队再向南开进，用来保卫南京。

    杜聿明之所以要反对郭汝瑰的方案，在杜聿明的心中，还有一个藏了好久又不愿意轻易说出来的死结，就是他一直对蒋介石身边这个高级战术专家郭汝瑰看不顺眼，总怀疑郭汝瑰是暗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所以，在每次讨论作战计划时，杜聿明的基本态度是，凡是郭汝瑰提出来的计划他都要反对。而且，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之间，杜聿明总是把郭汝瑰称作“小鬼”。表面上看，是因为郭汝瑰个子小，实际上是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戒心。

    应当说，杜聿明的疑心是有道理又没有道理。在蒋介石身边深得信任的这位郭汝瑰虽然也是黄埔五期学生，但却是川军系统出身，哪怕他在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受到当时国内公认的第一流军事家、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很高的评价，特意留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但仍然被杜聿明这些自认为是纯正黄埔系的天子门生视为杂牌出身。后来郭汝瑰的才能被陈诚所看中，将其从陆军大学调入王牌军十八军，29岁时就成为少将旅长，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被任命为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解放战争中，他以当时公认的战术专家的荣誉，先后担任了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参谋总长办公厅副厅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淮海战役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第三厅即作战厅，负责制订各战场的作战方案，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各大战役的作战计划初稿都是经他手制订再交蒋介石审定，其地位与作用不可谓不重要。他会是共产党员吗？杜聿明的怀疑正确吗？

    杜聿明的怀疑既正确，又不正确。

    郭汝瑰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四川铜梁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五期，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深受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1927年，他受共产党人吴玉章的指派，到他的堂兄、川军将领郭汝栋部下任职。1928年，即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就由袁镜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划军事暴动。失败后潜逃日本，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5月，已经是国民党军队少将军务署长的郭汝瑰通过好友任廉儒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董必武，他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党中央虽然一时未批准，但还是决定由任廉儒和他单线联系，要求他尽可能为党做一些工作。所以，这时的郭汝瑰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可以说他是一位共产党人，因为他已经和党组织有了联系，而且已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郭汝瑰在他的特殊岗位上，为党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重要军事情报100多次，起到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作用，世人称之为“国民党军队中最大的红色间谍”。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七十二军1万多人在四川宜宾起义，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出任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他要求继续从事所喜爱的军事理论教学与研究，遂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直到晚年还主编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