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力，减少牺牲，仍然是在原来战壕作业的基础上实行逼近猛打，一块一块地消灭敌人。我军的指战员把这种战术叫做“剥皮战”，就是一层一层地把敌人的皮剥掉，最后来割心挖肺。为了能最有效地“剥皮”，广大指战员还创造了不少新方法，例如“飞雷”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于我中原野战军来说，最缺是重武器，这就显得对付黄维兵团这样的密集型兵力防守阵地缺乏杀伤力。在战斗实践中，中野四纵十一旅工兵连的副排长高文魁试探着搞出一种炸药发射筒，就是在汽油桶外边箍上几道钢圈，里边装上炸药包发射出去，一次可以发射好几十公斤，虽然距离不可能远，但对于战时的对敌距离已经完全够用。几十公斤炸药飞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强烈爆炸，连地面上都会炸出寸把宽的口子。当时敌人修筑的所有工事、地堡都是土木结构而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所以只要这种炸药包飞过去一炸，立即开花，几十米以内的敌人也都会全部杀死，很难有一个幸免的。在攻打张围子的时候，高文魁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制造了这种炸药发射筒80多个，一共发射了1700多公斤炸药，把敌十四军都炸懵了，以为是解放军从苏联得到了什么先进的新式武器，连胡琏到前线阵地上视察时，听到一声声巨响，也以为是天上在打雷。这种自制武器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各部队纷纷仿制，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飞雷。当时我们后方制造炸药的能力很强，几年来攻城破堡都是以炸药包为主要手段，而汽油桶在当时的战场上敌人又大量遗弃。这样，飞雷这玩意儿很快就在战场上普遍使用了起来。
就这样，我军战士们喊着“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利用不断向前延伸的战壕，解决了敌人盘踞的一个一个村庄：李围子、李土楼、小李庄、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西马围子……敌人所盘踞的地盘一天天缩小。当地的老百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黄维刚来时所占有的地盘，相当于双堆集的区长，不久就变成了乡长，再后来则成了村长。
当然，敌人困兽犹斗，战斗仍然打得很艰苦，每一次战斗，我军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为了攻占小李庄，我陕南十二旅和敌人第十军反复争夺了十多次，消灭了敌人1000多人，但是陕南十二旅三十五团一营的200多名官兵最后仅剩下了40多人。
在一个名叫张围子的小村庄，中野九纵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和敌人的王牌十八军更是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守卫张围子的是十八军一一八师的三五三团，这是一个号称“青年团”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中的王牌团，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都算是一流的。九纵连续攻了三次都未能得手，胡琏听到消息之后十分得意，夸奖三五三团“不愧为我十八军的英雄好汉，不愧你们‘青年团’的光荣称号”。于是，三五三团的团长陆秀山更为得意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时秦基伟已经亲自来到了前沿阵地，而且秦基伟在前沿阵地上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无论如何要把张围子打下来，有什么困难可以跟陈赓提出来，千万别窝在心里。”
秦基伟仔细观察了阵地上的情况之后，重新调整了兵力：他调上来七十六和七十八两个团，亲自指挥部队从两个方向同时进攻，在敌人顾此失彼之际，命令部队打近战，逼拢敌人拼刺刀，让敌人的火力优势发挥不出来。这一招果然见效，陆秀山抵不住了，只好向胡琏叫苦求援。
胡琏在电话中得知他的王牌团队实在无法招架，即将被全部消灭之时，竟然丧心病狂地下令炮兵集中火力向张围子猛轰，将他的三五三团和我九纵攻进去的部队全部淹没在了一片火海之中，双方部队在张围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就在我军发起全面强攻的第二天，黄维和胡琏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两军相持的10天已经过去了，解放军对他们的情况已经熟悉了，总攻已经开始了。蒋介石给他们的“坚守待援”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可是援军却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杜聿明集团不仅不能前来援救，连自己也又成了包围圈中人。李延年和刘汝明的援军同样遭到了被阻击、被包围的命运。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三个集团都难以保存下去。黄维心中是一片追悔和失望，胡琏毕竟要年轻一些，还想做最后一搏，他不愿就此在包围圈中束手待毙，而想要拼死突围，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但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待援。这几天中，凡是身处危机、面临消灭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往往都会得到从空中丢下来的蒋介石的亲笔信，他们这两位重要的天子门生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信中对他们的要求仍然是坚守待援。胡琏决定亲自去面见蒋介石，要求批准突围。当他把这一打算告诉黄维时，他未能想到，黄维不仅劝他立即动身，还要他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因为黄维要比胡琏想得远一点，万一自己完蛋了，总还得有一个十二兵团的负责人来为十二兵团料理善后。黄维对他的这位老部下说出了肺腑之言：“伯玉（胡琏字伯玉），你去了之后就不要再来了。我们已陷危局，前途难卜，生死也难预料。为了与共匪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