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警卫的第三绥靖区的一三二师调出徐州城，而将城防任务改派给李弥的第八军；命令第三绥靖区的军官眷属全部迁往江南，扣作人质（为了对付蒋介石这一招，何基沣把30多家眷属送到了浙江句容县，因为句容县长陈天秩是原来的七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比较放心）。
当时，蒋介石和冯治安对张克侠的疑心最重，只是由于没有抓住他和共产党联系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冯玉祥的姻兄弟，再加之张从来不与任何人争权，所以才未对他下手。对于何基沣，冯治安虽有些疑心，但是因为当年在南京曾对何做过十分严格的审查，并未审查出什么大的问题来，而遇到打硬仗时，冯治安还是离不开何基沣，所以也未对何基沣下手，而且在必要时还要加以利用。例如这时第三绥靖区在安排防务时，由于刘峙对第三绥靖区不放心，坚持要冯治安把司令部迁入徐州城，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可是前线指挥部又必须有一位能打仗、不怕死的人。何基沣为了能让自己在前线掌握部队，就主动提出愿意担任前线指挥，冯治安也就同意了，让何基沣留在贾汪的指挥所。可是，老奸巨猾的冯治安在回徐州时，却又有意地安排他的亲信刘自珍负责贾汪指挥所的警卫和通信，实际上就是用来监视何基沣，给何基沣的行动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面对重重困难，起义的准备工作仍然在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眼看大战将临，在冯治安的同意下溜到上海养病，而副军长孟绍濂倾向进步，对我们的起义很有利。何基沣又以各种理由调动可能调动的、可以相信的部队到关键位置，用以解决起义时和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对付可能坚决抗拒起义的顽固派。何基沣放在最前沿的部队位于运河北岸，是完全由我方控制的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
11月5日深夜，杨斯德向何基沣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必须在11月8日发动起义的命令。为此，何基沣在贾汪对起义工作做了最后的具体部署，他越过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和师长李宝善，命令由章召富任团长的一一一团立即从临城秘密后撤，代替一零九团守住最重要的韩庄铁桥，而把由党支部成员王世江任营长的三营留在运河北岸，以便和华野的先头部队建立联系。同时，他要过家芳任师长的一三二师的三个团分别部署在三个重要位置，用以监视可能对抗起义的几支最顽固的部队。
就在一一一团三营后撤至韩庄运河北岸的当晚，即11月6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一辆华东野战军的吉普车向前开进得太快，竟然直接开到了三营所布防的阵地上。王世江见到吉普车，估计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干部，便亲自前去处理，并向吉普车旁的华野领导干部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何基沣将军命令自己负责在此等待联络的任务。他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的干部不是别人，竟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宋时轮。
和宋时轮一道的还有华野十纵的刘培善政委。
刘培善问王世江：“何将军交代你们怎么办？”
王世江说：“引导解放军过河，听从解放军首长命令。”
宋时轮说：“那好，我命令你率全营官兵就地起义。”
就这样，一一一团三营成了整个贾汪起义中最早起义的部队。宋时轮在很多年以后谈到这次奇遇时，相当感激地说：“要不是何基沣及时调整运河北岸的部队，我们就都成了国民党的俘虏了。”
五十九军的军长溜了，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决定参加起义，原以为参谋长刘景岳和两个师长崔振伦、杨干三完全可以被说服一道行动。谁知到了11月6日这紧急关头，当孟绍濂给他们做工作时，三人竟然考虑到家属还在浙江，怕被蒋军杀害，故而坚决不干。孟绍濂问何基沣和杨斯德能否把起义时间向后推迟一两天，让他再慢慢做工作。杨斯德说时间早已决定，一点也不能变动。在这紧急情况下，何基沣和杨斯德认为有必要请北边的解放军加点压力，促成五十九军几名军官改变态度。于是，孙秉超立即过运河，见到了万年闸北岸的华野七纵司令员成钧。报告情况之后，成钧立即用电话向陈毅司令员做了报告。陈毅当即决定由七纵在万年闸、十三纵在台儿庄来一次突然袭击，为何基沣的工作加温。
11月7日黄昏，运河边几个月的沉静被华野的猛烈枪炮声所打破，我七纵一举攻占万年闸，三个团的兵力强行渡河，十三纵则包围了五十九军在北岸的阵地。由于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去徐州开会，参谋长刘景岳只好向何基沣告急，而何基沣则命令刘景岳必须立即收回万年闸，否则立即以军法从事。同时，何基沣又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的冯治安打电话说：“当此决定党国生死存亡的时候，两个军长一个告假回家，一个抱病不出，两个副军长留在徐州开会，军中指挥不灵，万一丢了阵地，谁能负责？”何基沣的用意，是要让孟绍濂立即离开徐州，回到五十九军部队中，同时也为已被困在徐州多日的张克侠的出城创造一些条件。冯治安听说前方已打了起来，解放军正在渡河，一时慌了手足，只得让孟绍濂立即回到部队去，但对张克侠提出的去前线的要求，仍然不予允许。因为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