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应当说，黄百韬这时还是相当清醒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黄百韬的牢骚满腹和忧心如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说一件看来不大，但对于黄百韬不久的全军覆没却有着不小关系的事：按照顾祝同在徐州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第九绥靖区立即撤销，所属的四十四军西撤，交给黄百韬指挥。这本来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可是，由于刘峙的贪得无厌，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海州开设的几家盐店。他怕这几家盐店撤晚了要受损失，就让司令部的机要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海州为他管理盐店的经纪人唐某。唐某一方面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一方面又告诉了他商场中的朋友。朋友再传朋友，熟人再传熟人，于是海州和连云港立即大乱，纷纷出逃。而这时，身为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还未看到命令他撤退的电报。当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时，无数的商人、财主、公务人员、乡绅等拖家带口的队伍乘着牛车马车，带着箱包担笼，早已挤满道路，大大延缓了四十四军西撤的速度，特别是在过桥时，更加拥挤不堪。这一情况，不仅使黄百韬为了等待第九绥靖区人员和四十四军而推迟了西撤的出发时间，更影响了整个黄百韬兵团西撤的速度。而这时，时间对黄百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百韬所以会被我军迅速包围以至全歼，他西撤过晚过缓，应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他所以会如此缓慢，就是由于刘峙这个总司令为了几家盐店的利益竟然有意泄露军事机密所造成的。
11月6日夜，我华东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黄百韬兵团的部队接火。7日晚，直插曹八集地区的山东兵团首先插入到徐州东北的运河一线。九纵首歼韩庄的守敌，七纵攻占了由韩庄到台儿庄之间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万年闸。大部队遂通过万年闸向南猛扑过去。与此同时，苏北兵团从黄百韬兵团以东迂回向南，到了徐州东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的一个军部、三个半师举行起义，向我军敞开了南下的大门，让我东野大军得以更加顺利地向南开进。
最早攻入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司令部的，是九纵副参谋长叶超率领的侦察营。当他们在11月8日进入新安镇之后，才知道黄百韬兵团已经完全西撤，而且并未走远。镇中的老百姓说：“老广（黄百韬兵团殿后的部队六十三军是广东部队，大多是广东人）走了不到两个小时。”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给粟裕设在马头镇的临时司令部。粟裕毫不犹豫地立即向各纵队下达命令：追！用最快速度追！各路大军的战马和汽车首先启动，迅速向敌人追去。
根据这一突然发生的变化，粟裕一边上报中央和中野总部，一边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的任务不变，但必须排除一切困难，用最快速度插入徐州以东的曹八集、大许家地区，抢在敌人的前面，切断敌人向西逃走的去路；已经位于陇海路以南的皂河地区的苏北兵团十一纵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立即由南向北，经土山镇以最快速度向大许家车站前进，与山东兵团会合，切断敌人的西逃之路；一纵、六纵和九纵在粟裕亲自指挥下沿陇海路的南面迅速向西追击；四纵和八纵则沿陇海路的北面迅速向西追击。苏北兵团的其余部队则从宿迁经双沟向徐州东南前进，威胁徐州，并从敌之西南方阻击敌人。
11月9日华野总部向全部队发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
黄百韬兵团是在11月7日清晨从新安镇向西撤退的，我华野大军是在第二天上午向敌人发起追击的。为了追回这一天多时间，我各路追击大军以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急行军，一天行军60公里到70公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