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
（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
（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
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
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