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应当指出的是，当粟裕正在反复考虑这一问题时，陈毅从陕北回到了当时设在河南濮阳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详细告诉了老战友和老上级陈毅。陈毅听后，对于这一改变中央决策而且将牵涉全局的意见十分重视。起初，陈毅是不同意粟裕意见的，因为他自己参与了中央这一决策的讨论与形成的全过程，他很清楚中央对这一决策的重视和慎重。而且，先遣渡江的主帅人物，也是他和毛泽东的一致意见——派粟裕。但是，在经过两人多次认真而严肃的讨论之后，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陈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深深领会了粟裕的意见，逐渐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最后是赞赏和支持了粟裕的意见，并鼓励粟裕大胆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陈毅又拉着粟裕去拜访了路经濮阳的李先念，仔细谈了粟裕的想法，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与陈毅、粟裕进行了多方的分析之后，也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意见。
在陈毅、李先念的支持下，4月18日，粟裕以个人署名的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报告《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用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是在前往西柏坡途中的五台山文殊院收到粟裕这封电报的。毛泽东刚一看到这封电报时，十分震惊，甚至有些生气地说：
“粟裕要干什么？陈毅在哪里？发个电报，把他们都请来，让他们把不渡江的理由说清楚。”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和中央军委几位负责人研究之后，大家都对粟裕的报告十分重视，认为必须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于是电令粟裕到中央进行当面报告，同时电令陈毅也前往中央。
4月28日，当粟裕和陈毅到达当时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走出房门，穿过庭院，亲自迎接（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毛泽东自从担任党的领袖以来，他的习惯是不出门迎送战友和下级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望着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前方大将，深情地说：“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17年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奉命来到了城南庄。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全部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听取并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与会者在认真听取了粟裕的报告之后，对他的建议和全国的战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与会者的讨论乃至辩论是相当充分的，毛泽东为了考查粟裕，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当然，如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但是，会议最后是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如下决定：“华野一兵团在4至8个月内暂时不南下，先加入中原作战，力争实现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新战略（在这里，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要尽可能减少今后解放江南时对江南主要经济区的破坏，以便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将来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的确无法粉碎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一兵团立即执行南下方案。”
也就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中原地区的决战歼敌从华东野战军发起，华野先打济南，紧接着打徐淮，在徐州淮海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场决战；二是为了中原野战军更好地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也为了加强中原野战军的工作（中野转战大别山时期消耗很大，仅剩十来万人，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又要马上对付华中和徐州西部几个兵团的敌人，压力很大，中央曾在一个文件中形容说“中原局的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后最大困难”），中央决定将陈毅和邓子恢从华东调到中原局工作，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陈毅同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刘伯承，第二副司令员为李先念），邓子恢任第一副政委（第二副政委为张际春）。粟裕也参加中原局的领导工作，是中原局的12名委员之一，只是不到中原局去，工作仍然在华野。
这样，华东野战军就由粟裕全权负责，中央决定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于中央这一决定，粟裕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认为华野不能没有陈毅。这一次，毛泽东向粟裕让了步，同意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仍然由陈毅担任，但只是名义，陈毅本人必须立即到中原局工作（陈毅和邓子恢后来带了4000多名干部赴中原局工作），粟裕则以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全权负责华东野战军工作。
城南庄会议的结果，实际上形成了在江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决策，这也就是后来的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之下，中原战场上才陆续出现了打开封、战睢杞、克济南，活捉区寿年、生擒王耀武等一系列胜仗，才会有由两大野战军共同进行的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