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刘少奇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