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辽沈战役

    长春本为松辽平原的粮仓，物产丰富，伪满时期是全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时期人口曾经超过60万，日寇投降后都还有50万。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这里一直战事不断，有不少人口外迁，也有不少农村中为逃避土地改革打击而逃来的地主，还增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到1948年3月，城内军民总数，据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在60万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见长春被围，也向乡下转移，人口有所减少。到6月份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城中全部人口估计仍在50万左右。

    这其中，军队有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有6万人，各种地方游杂部队和从农村逃进城的各路土匪（郑洞国为了管理这些人曾经将其编了两个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后勤人员加起来有4万人。这大约50万人每天要吃，要烧，天一冷还要取暖，就成了城中头等重要而又最难解决的大事。新七军原来就驻在长春，屯集了一些粮食和马料，问题不大。六十军是在3月间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有什么家底。刚进城时只是由新七军分了一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给六十军。

    郑洞国为了稳定军心，曾花大力气采购了150万公斤军粮，长春市政府也买了50万公斤大豆。所以军队先还有些粮食吃，后来就只能把马料与粮食掺和吃，最后连六十军的军人也不能吃饱了。外边的接济只有空投。据当时美联社的专家估计，每天要40架飞机的空投才能勉强够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机一天最多只能来四次，空军的飞机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