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部被炸毁，阵地上的土地被炸松了好几尺。当敌军停止炮轰分三路向我冲来时，我军凭借残余的工事向敌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敌军五十四军第八师冲击我塔山堡正面阵地，暂编六十二师冲击铁路桥和高家滩，一五一师冲击白台山，一天之中，阙汉骞不惜老本地驱赶着部队向我发动了九次冲锋，我军都是等待敌人的炮火停止之后，采取将敌人放到阵地面前再打的办法和敌人打肉搏战，用吴克华司令员的原话说：
敌人冲锋队形密集，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按：蒋介石特地派出了“总统府战地督察组”前来督战，组长是长期任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第四组组长，当时任北平警备副总司令的罗奇）压后，不顾地形条件，犹如一群疯狗，任凭怎样射击，还是毫无知觉似的“哇哇”叫着往前冲。前面倒下了，后面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下去，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下去，三梯、四梯队上。炮击一阵，冲一阵；冲一阵，炮击一阵。一次进攻被打退，二次进攻接踵而来，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拼死命冲上来的敌人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老命地干。我前沿掩体、碉堡、交通壕、堑壕，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拉锯状态。
就这样，我军在炮兵的支援下，以最顽强的斗志在把敌人的九次冲锋打退后又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击，终于将敌人第一天的攻击击退。
被吴克华称为“惊心动魄”的这一天，敌人伤亡了1000多人，我军也伤亡了300多人。
天黑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总结原有工事的优劣，连夜赶修工事，交通壕都挖到1.5米深，壕中再挖掘“烟斗式”个人掩体，地堡就利用铁路上拆下来的铁轨和枕木搭建上面再盖泥土。在白台山阵地上还修了若干假工事，用以蒙蔽敌人。此外，四纵还特地组织了若干小分队在夜间插入敌后进行侦察、袭扰，迷惑敌人。
第二天，阵地上又是整整九个小时的厮杀，敌军投入进攻的部队从第一天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我军的三个主阵地都曾一度被敌人突破，敌军在距我前沿阵地一二百米处构筑工事，企图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
我军组织二梯队实施多次猛烈的反冲击，才将敌人赶了回去。这一天的战斗比第一天更惨烈。在塔山堡村子里和敌人反复争夺的我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一营一连，经受了敌军大量炮弹、燃烧弹、飞机炸弹的轰炸，经过了和敌人拼刺刀的肉搏，全连170多人只剩下了7个战士，所有干部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天敌人伤亡1300多人，我军伤亡500多人。塔山的阵地真是用我们英雄的身躯筑起来的。
两天打下来，阙汉骞再也神气不起来了。这时侯镜如已经到了葫芦岛，阙汉骞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侯镜如。侯镜如在锦西中学召开了师长以上的联席会议。会议参加者都对塔山的守卫之顽强而感到意外，要求增加空军的支援力量，要求增大海上火炮的炮击力度，特别是寄希望于被蒋介石特地调来停在海边的国民党海军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寄希望于“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因为他们都知道，“重庆号”舰的152毫米巨炮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陆军普遍使用的105毫米榴弹炮、120毫米重迫击炮和76.2毫米山炮所远远不能比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艘“重庆号”舰。“重庆号”是一艘巡洋舰，排水量为5270吨，长154米，本来是英国海军的“曙光女神号”军舰，1936年下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是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蒙巴顿将军的旗舰，曾击沉德国和意大利的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1944年还担任过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舰。为了抵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留在香港的6艘巡逻艇，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将这艘军舰赠送给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更名为“重庆号”。
“重庆号”舰的舰长邓兆祥是位爱国将领，他从内心深处反对打内战。在驻于舰上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命令下，他不得不向陆地上的塔山阵地开炮。可是邓兆祥对桂永清说，“重庆号”舰吨位大，吃水深，不能进近海。这样，向陆上的炮击不能用目测，只能根据地图上的标志打炮。桂永清仍然命令“重庆号”舰开炮，邓兆祥也就下令开炮，炮弹落在哪里，就只有天才知道。由于塔山攻守两军阵地间近的只有几百米，有很多炮弹落在了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所以“重庆号”舰打了两天以后，桂永清只好让“重庆号”舰停止向岸上开炮。而实际上，“重庆号”舰的吃水深度只需10米就行，塔山附近的海面是可以靠近的，连桂永清这个海军司令也被邓兆祥蒙了（邓兆祥将军不久即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率“重庆号”舰于1949年2月25日起义，东北军区仍然任命邓兆祥担任舰长，此事在当时曾震动全国。由于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联合对“重庆号”舰进行狂轰滥炸，根据上级关于“留人不留舰”的指示，“重庆号”舰自沉于葫芦岛海港内。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兆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重庆号”舰也被打捞出来，作为生活用船只使用，它的舰牌和铜钟至今还保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