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所以长期以来，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蒋委员长”。1943年8月1日，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时，本是一个不管政事的名义上的虚职。蒋介石当选之后，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所以也有人称呼他为蒋主席），但是他在国民党内实力最大的反对派、桂系首领李宗仁也在他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副总统，使这个中央政府十分明显地分为两半，连最表面的“团结”二字都不可能出现，正如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之秋也”。
蒋介石于1947年接受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军总部、军事参议院等一并撤销，权力都归于国防部。国防部部长原来是颇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为白崇禧属于桂系，于是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之后，蒋介石撤了白崇禧，改为他最亲信的陈诚任国防部部长，不久又换为另一亲信何应钦。参谋总长是他的嫡系将领顾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建制单位，是蒋介石在各军事要地设立的专门用来打内战的“剿匪总司令部”和绥靖公署，根据战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辖地区的部队，均由各“剿总”和绥署指挥。大决战开始时的几个“剿匪总司令”分别是：华北的傅作义（驻北平），以北平、天津、张家口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东北的卫立煌（驻沈阳），以沈阳、长春、锦州为中心，有兵力48万；华中的白崇禧（驻武汉），以武汉为中心，有兵力约75万；徐州的刘峙，以徐州、蚌埠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除了以上几个“剿总”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绥靖公署的名义驻西安，有兵力约30万；大决战开始以后，蒋介石设立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为司令，有兵力约50万人。
国民党军队这时共有365万人，能用于第一线的军力为170万人，其主力部队的建制单位在当时是兵团，兵团之下辖军（即原来的整编师）。在大决战时期的各个兵团的主官是：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二兵团司令杜聿明，三兵团司令张淦，四兵团司令李文，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十兵团司令徐启明，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孙兰峰，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十九兵团司令张轸，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琪。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如何呢？有关的材料很多，为了能最真实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我们在这里先来看看蒋介石本人的原话，因为他只能嘴边留情，有所掩饰，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可是“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损失”，他在这段时间不再如过去那样大肆吹嘘，而是说了一点真话。他说：
“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军官是如此，“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因此，“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到了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逃到台湾去以后，他的话说得更符合事实一些，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所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可以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做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大量引用了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谈话之后，有过这样的一个总结：“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政权的垮台归之于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甚至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他相信，在内战时期，这个政权不仅腐败糜烂，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中外皆知的大特点，就是窝里斗。在一支队伍之中，军官侵吞军饷，歧视、鱼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点，连蒋介石自己也说，由于官兵之间“生活上的悬殊”，故而“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中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派系斗争永远不可能调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军和地方军，嫡系和杂牌，长期如同水火。对地方军队分而治之，在战场上用敌方力量去削弱地方军队，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政策，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中犹是如此，在内战中就更是如此。原来的东北军、西北军是如此，后来的滇军、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