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各地的内战打得热火朝天，但所谓的和平谈判仍然还在进行。
当时全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处在边打边谈之中。从1946年6月蒋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以来，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马歇尔等人进行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我党则把这种会谈和在国统区中的各种活动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揭露敌人阴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战场。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能较长期地维持，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党对于蒋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御。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此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可能消灭中共军民，还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连美方的劝告也听不进去。1947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撤走在华参与调处的全部人员。于是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撕去和平的伪装。
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宣布，要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各地的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必须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离。声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紧接着，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回延安。就这样，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在3月15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正式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在3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更为明确地说：“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宣布“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还不到一年半，中国又进入了全面的战争时期。
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决定中国人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继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统治；一种前途，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是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大搏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关闭和谈大门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28人，共36人。会议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全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决定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文件。会议认为，为了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必须继续贯彻以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同时要进行炮兵和工兵建设；在解放区内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在全国则要发展全民族的反蒋统一战线。“二月会议”使全党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为战争形势的转折，即我军的战略反攻做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