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陕坝，找董其武和孙兰峰长谈，并当场宣布了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绥远的所有军队均由第九兵团指挥。升官许愿的真实目的，一是要想取消董其武的兵权，制造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之间的矛盾；二是要求董其武和孙兰峰放弃绥远，将所有绥远的部队向西开进，转入宁夏、甘肃，共建西北反共基地（4月24日，我军解放太原；4月29日，解放大同；5月5日，解放安阳和新乡。至此，除绥远之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所以蒋介石决定放弃绥远，固守西北）。董其武表面上与徐永昌敷衍，但对于西撤一事，则坚决不理。孙兰峰虽然接受了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但这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他也没敢去夺董其武的兵权。
反动派的疯狂活动在7月24日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我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和王保堂、光棣、陶俊等4人行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口时，被3个特务拦住去路，强行搜身，受到我方的严厉斥责。由于大街上围观的群众很多，特务未敢轻举妄动。但这几个特务一直跟随到新城和旧城之间的慈善堂，和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暴徒会合之后，向我方人员开枪并投掷手榴弹，王士鑫因受伤过重而牺牲，陶俊右腿负伤。
当我联络处其他同志赶到并将王士鑫和陶俊送到省立医院时，猖狂的特务分子竟然给医院打电话，不准医院医治。这就是当时震惊绥远的“七二四”事件。事后查明，这次事件的主谋就是刘万春部下的二五八师政工主任赵元德，行凶主犯是二五八师的连长、刘万春原来的马弁李锡庆。
“七二四”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从我党方面来讲，毛泽东就此事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华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三项决定：（一）联络处多数同志撤回丰镇，留下三个同志在鲁志浩领导下坚持工作，坚决不撤出归绥；（二）对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三）实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就董其武方面来讲，将我联络处搬到更安全一些的原来蒙古德王府内办公，派他的卫队担任警卫。这以后，我联络处的同志又陆续进入归绥，我绥远省委增派了工作人员到归绥，充分发动群众，用广大群众热爱和平的力量，逐渐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