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平津战役

    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那里是傅作义当年据以起家的地方，他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即移驻绥远，1946年才率部东去，这16年间，虽然也曾东征西走，但绥远一直是他的根据地，是他的“老家”。那里有他的军队、他的部属，有与他多年共同相处的人民群众。

    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之后，傅作义被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吹捧为“中兴功臣”，到南京参加了伪“国民大会”。11月，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12月，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把他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的职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董其武。同时还让董其武兼任绥远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把绥远的大权全部交给了董其武。归绥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当时的绥远省省会。

    傅作义所以会把绥远的军政大权都交给董其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董其武多年来一直是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董其武是山西河间人，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加入国民军第二军，1927年转入第四军，参加了北伐，以后任陆军二十八师上校团长。用董其武自己的话说：“我早年因仰慕傅作义先生，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向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我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少校参谋，后到部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到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止，我在傅先生领导下任事20余年。”董其武在1940年就担任了傅作义的第一嫡系三十五军的军长，所以他是世所公认的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这时，在绥远还有一员傅作义的大将，就是曾经跟随傅作义30多年，在张家口战败之后逃到绥远的孙兰峰。抗日战争前夕，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主力是由他自己任军长的三十五军，三十五军只有两个旅，这两个旅的旅长就是董其武和孙兰峰。1939年，三十五军扩编为三个师，董其武和孙兰峰仍然分任师长。当傅作义不再兼任三十五军的军长之后，第一个接任者就是董其武。而孙兰峰则任另一个军即暂编三军的军长。解放战争开始后，董其武接任了傅作义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而孙兰峰则出任傅作义手下唯一的一个兵团，即十一兵团司令。

    这时绥远的驻军，总数共有将近8.7万人。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3个保安旅。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倾向于国民党的是由刘万春任军长的第一一一军，董其武的主力是张世珍任师长的独立第七师。在所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也是独立第七师，是董其武的王牌。

    早在1948年9月至11月，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为了配合东北的辽沈战役，有力地牵制敌人，发动了察绥战役，就已经解放了绥远东部的丰镇、集宁、隆盛庄，归绥南部的凉城、和林、清水河、托县，归绥北部的武川，归绥以西的萨拉齐。人民解放军已经从东、南、北三方面进逼归绥，而且距离已经不远了。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打算进攻归绥，前锋已到旗下营，归绥以东30公里的地区都已经完全解放。这时，中央军委考虑到我华北的主力必须集中用到解放太原、大同，并准备西进甘肃和宁夏，而绥远的问题可以留在以后用和平方法解决，故而于2月12日电示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晋绥军区的八纵（1949年3月改称西北野战军第八军），停止进攻归绥。电报说：

    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的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之后。目前应让董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行，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归包归我（按：后套即指河套，归包指归绥和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予以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部划一条线境。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存归绥，我方也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按：指原来傅作义部下的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这时在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分子的欺骗和煽动下，一直在和我军对立）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进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由此可见，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这时就已经相当明确。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晋绥军区部队立即停止了对归绥的进攻，并从旗下营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一线进行整训，以减轻董其武的压力并拉住董军不致西逃。同时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与董其武部建立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双方通商和民间来往，并对董其武部队的称呼从敌军改为友军。也正是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邓宝珊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关于北平问题的谈判时，聂荣臻才会向邓宝珊明确表示：关于绥远问题，“毛主席对此问题的指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