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指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王朝纲，从第一次双方会谈开始，他一直在担任接待。
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邓宝珊都不知道，他们决定进行第三次会谈的这一天，正好是我天津前线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的一天。
当邓宝珊和之前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带着随员，在我方接待代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的陪同下来到通县西边2.5公里一个叫五里桥的小村子时，已经是下午4时左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已经在等候他们了。由于战事的发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从蓟县孟家楼转移到了距北平更近的通县宋庄。所以，我方把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县的五里桥，这里距宋庄只有2.5公里。
短暂寒暄之后，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明确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
“上次谈判中，规定1月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对于这个消息，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颇感意外，但是邓宝珊相当冷静。作为一种谈判技巧，他首先仍然将傅作义原来所坚持的要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提了出来。
林彪的回答很干脆：“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接着林彪的话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不回答林彪所提出的正面问题，突然问道：“你们要打天津？”
林彪立即回答了他：“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林彪的这一回答更是出乎邓宝珊的意外。
因为傅作义对他谈过天津的守备，傅作义是相当自信的。何况傅作义和邓宝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对北平的和谈是何等重要。傅作义曾经给天津的陈长捷做过这样的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这时既然天津已经打响，天津能坚持多久，对于邓宝珊这边的谈判也就至关重要。
邓宝珊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三天。”
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对林彪如此干脆的回答十分惊异。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难以相信。他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对于他的这句话，林彪未予回答。聂荣臻却说了这样的话：“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久经沙场的邓宝珊的确没有想到，林彪对他的回答真的成了现实，三天以后，我军真的打下了天津。准确一点来说，还没有用到三天，而是29个小时。
由于邓宝珊到五里桥之后遇到了新情况，有很多问题他还得与傅作义商议。所以当天下午谈判的时间不长。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到达五里桥之后不久，他一边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话，一边就让周北峰立即向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他到五里桥之后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和聂荣臻所说的“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的重要立场。
第二天，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当天晚上，聂荣臻就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如下电报：
傅派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二）傅似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均为我一一拒绝。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之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借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与此同时，邓宝珊也收到了傅作义指示王克俊给周北峰发来的回电：“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所谓“酌情办理”，就是授予了邓宝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做出决定的全权，可以不再按傅作义过去所决定的条件办理，而且是要尽快办理。应当说，傅作义电报中的这四个字是傅作义的态度发生实际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让邓宝珊能跳出傅作义过去所设置的框框，按我方所提出的方案和他自己的考虑进行谈判的重要前提。
傅作义对于和谈的态度所以在极短时间发生重要的转变，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淮海战役的结果，极大地震撼了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让他对于控制北平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有了把握；第二是天津已经打响，北平即将成为解放大军所攻克的对象；第三，正是1月14日这天，我新华通讯社广播了一篇重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