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深和宽是6米和7米，一道深和宽是5米和5米，沟的两侧还有布雷区、铁丝网和鹿砦。所以，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一直吹嘘“石门的工事，国军可以坐守三年”。
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进行指导，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具体要求。会议对解放战争中我军攻打的第一个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分析研究，决定了“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业和炸药爆破打掉敌人的工事，再以步兵夺取阵地。聂荣臻还提出了进入大城市之后的政治训令《约法九章》。会后，又组织攻城官兵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如如何通过大沟、如何破坏电网、如何爆破地堡、如何通过马路、如何对付坦克、如何打巷战等等，都进行了演习。
11月6日，我三纵从石家庄的西边和南边，四纵从东边和北边，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边，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南边，同时向石家庄守敌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我军以顽强的土工作业一步步向敌人逼近，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战斗，11月12日不仅攻克了敌人吹嘘的“可守三年”的石家庄，而且生擒了敌人守将、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为我军进攻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取得了宝贵经验。
我军攻克石家庄，无论是对我华北军民的鼓舞，还是对敌人的打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他11月30日所写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话：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运城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门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与蒋介石的心情迥然不同，曾经亲临前线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却为我军攻克石家庄而写了题为《喜闻收复石门》的诗歌，诗中说：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不过，这几仗都不是和傅作义晋绥军系统的嫡系部队打的，还没有对傅作义的老部队特别是三十五军有所教训，聂荣臻还没有报集宁、大同之战的一箭之仇。
傅作义上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在蒋介石的多次命令下，在他自己的正统思想指导下，当然还是要想扫平华北，想给华北的解放军部队一点颜色看看。根据他去沈阳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华北“剿总”必须尽快展开军事行动，牵制关内解放军的有生力量，配合关外的东北战场。傅作义原来是打算先把平汉路北段的解放军肃清，保证铁路线的畅通，谁知就在他将总司令部迁往北平的第二天，我晋察冀野战军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947年12月27日，我晋察冀野战军由陈正湘指挥的二纵、郑维山指挥的三纵、曾思玉指挥的四纵同时出击平汉线的保定以北路段，几天之内，就使得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之间的铁路运输陷于瘫痪。
在这个时期，东北战场是国共两党注视的焦点。蒋介石要傅作义把华北战场上的解放军拉住，不能使之出关增援东北战场；而毛泽东也更是要求聂荣臻要把傅作义集团拉住，不能让他出关增援东北战场。所以聂荣臻这时多次对部属说：“傅作义牵制我们，让我们不能支援东北，我们更要牵制他。”于是，一场由相互牵制而展开的战斗打响了。
1948年元旦刚过，蒋介石就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军事会议，并通知傅作义也前往参加。在会上，蒋介石明确要求傅作义出动两个军牵制聂荣臻的兵力。傅作义回到北平之后，决定一次就出动四个军在北平与保定之间寻找和消灭聂荣臻的主力，支援东北战场。这四个军是三十五军、一零四军、十六军、九十四军。
当我晋察冀军区的将领们得知傅作义的起家部队三十五军出动了之后，都表示这次一定要给三十五军一个教训，要报集宁、大同战役之仇。于是，在聂荣臻的部署下，军区的主力部队迅速展开行动。为了分散傅作义一次出动四个军的兵力，晋察冀野战军的三纵向涞水发动进攻，六纵则向保定发动进攻。傅作义急令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零一师（缺一个团）驰援涞水。这两个师是傅作义最珍爱的部队，被他称为“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战斗力相当强。
1948年1月12日，这“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在高碑店以北与我三纵接火。
三纵司令员是郑维山，政委是胡耀邦。
郑维山和胡耀邦根据聂荣臻的紧急命令，把攻涞水的主力部队拉回来将新编三十二师包围在一个叫庄町的小村子里。1月13日，将新编三十二师予以全歼，师长李铭鼎被击毙。三十五军的一零一师和暂编十七师又被我二纵所阻击，一零一师在12日于吴村被二纵击溃，伤亡600余人，只得逃回定兴。傅作义又调暂编三军前往增援，被我三纵阻击，无法接近三十五军。三十五军的军部在拒马河桥头遭到我一纵的袭击，当场打死敌军参谋长田世举等200多人，俘虏400多人。这样，整个三十五军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鲁英麟只得靠骑兵保护，冲出了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