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累月地应付皇帝这种根本就是变态的需求，也真够难为他的。于是，时常命手下人代笔，或者用过去的底稿，改头换面一番，呈献上去。
然而，糟糕的事情就此发生，且无可挽回。皇宫里，屡屡发生皇帝恼怒地将他呈来的青词，狠狠摔到地上的形事。
这些情形，夏言完全不知道。原因是，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从不假以辞色，公事公办，完事拉倒，并不表示什么特殊的客气。这样，太监们自然也就没有义务为他通报什么信息。此种情形，完全符合帝国规制。夏言并没有做错什么。
严嵩则与夏言完全不同。这位比夏言还年长两岁的六十七岁老人，突然青春焕发，真正是老当益壮。他把身心几乎都投入到青词的写作中去了。于是，六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圣贤经典、仁义道德、诗书礼乐、人生阅历全部化为锦绣文章，化为皇帝的满心喜悦，化为直达上帝面前的缭绕香烟。
严嵩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为人很客气。对皇帝身边的人尤其客气。每当与太监接触时，迎来必定嘘寒问暖，送往则殷勤叮嘱保重。最重要的是，握手致意之际，每每会有一个银或金元宝酬谢辛劳。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据说，嘉靖皇帝经常会让太监们在夜半时分，悄悄观察内阁大学士们在做什么。他得到的消息，差不多都是：夏言在酣然大睡，而严嵩则在孤灯之下苦苦构思撰写青词，常到更深漏尽。
公元1547年，即嘉靖二十六年，对于张居正是个好年头——高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对于帝国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
前一年八月，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皇帝，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解除蒙古族骑兵对帝国西北边境威胁的方略。嘉靖皇帝找不到感觉，命兵部论证该方案，兵部把球踢回给了曾铣，令与其他西北地区负责人一道商量，拿出可行性报告。夏言则认为曾铣忠勇可嘉，建议皇帝采纳其建议。皇帝接受，下令褒奖曾铣，并决定预做准备，推进此事。
进入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却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导致事情急转直下。
七月，陕西发生山崩，古人认为大不吉，乃“分崩离析”之象。
十一月初五，皇宫突发大火，方皇后尚在寝宫之中，嘉靖皇帝却令想冲进去救皇后的太监们赶快救火。导致这位皇后连烧带吓，很快死去。
十二月以后，正值嘉靖皇帝催促尽快落实收复河套之方案时，北京却连连刮起大风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我国古代数术中，认为大风霾乃是边境刀兵大起的凶兆。
这些灾异连连发生，令嘉靖皇帝大为沮丧且紧张。此后发生的情形，在沈德符那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颇为可信。
当此时，严嵩的亲密朋友，也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剑走偏锋并一剑封喉。他使嘉靖皇帝相信：山崩是要应在皇帝身上的。汉代时，发生此种灾异，采用的方式，就是赐三公死。那时的三公，指的是宰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如今，只有宰相和边防大将去挡灾，皇帝方可化险为夷。
于是，公元1548年，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初二，农历春节的第二天，嘉靖皇帝召夏言和严嵩，将上述灾异联系起来，警告他们要“转祸为福”。三天后，初六，皇帝便全盘推翻了对夏言和曾铣的支持。严嵩也一反数年唯唯之态，开始向夏言正面出击。他向皇帝进言，认为这些灾异与首辅夏言的行为密切相关。由此，导致曾铣等人被捕，夏言第四次罢官。
最后的结果已经无须过多浪费笔墨。因为随着陆炳的加入，夏言必定难逃此劫。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陆炳是审理曾铣一案的最高负责人。他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曾铣曾经贿赂给夏言数万两白银，所谓收复河套云云，不过是为了掩饰、冒功而已。给曾铣加上了谎报边情、交结近贵——即夏言的罪名。
最后，曾铣和罢官后又被逮捕的夏言全部被处死。
据说，夏言临刑前，嘉靖皇帝曾经一再观望天象，见天无异象，方才传旨行刑。谁知，令旨刚刚传到刑场，便阴云四合，大雨如注。史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说，夏言行刑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想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哪里想到竟会这样！”
至此，在与夏言近十年的搏杀中，六十九岁的严嵩大获全胜。
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严嵩，可能没有留意到，有一双满是寒意的眼睛，正在冷冷地盯着自己的背影。
那是帝国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眼睛。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治下属今天的上海市。《明史》上记载说：此人小时候曾经两次大难不死，成为当地人的传奇。一次是在一岁时，掉进一眼干枯的深井里，救出来后，三天才醒过来；另一次是在五岁时，跟父亲过括苍山，从山崖上摔下去，却挂在树枝上，结果，保住了性命。
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徐阶中科举高第，为进士第三人，就是民间所说的探花郎，故直接授官为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