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式转移到对不同方案的探索上。我们能够将那些承认米塞斯主要观点的人们的反应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有一部分人认为，效率的损失和作为缺乏合理计算的后果的一般财富的下降，对实现这种财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不太高的代价。当然，如果这种态度建立在清晰地认识这种选择所意味的东西的基础上，那么对此就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有一点似乎可以怀疑，即，那些坚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否会找到许多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当然，这里真正的困难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对这一点的决断将取决于因不可能进行合理计算将导致的中央指导经济中的产量相对于竞争制度下的产量下降的程度。尽管根据笔者的意见，似乎经过仔细的研究对于那种差别的巨大程度就不会留下什么疑问。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没有简单的办法证明那种差别会有多大。这里的答案尽管不能由一般的思考而得出，但它将不得不建立在详尽地比较研究两种不同制度的运行的基础上；并且假定，所涉及到的问题的知识，比除了用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外可似用任何其它方法获得的知识要多得多。
对米塞斯教授的批评的第二种反应类型是，仅仅在说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时才认为它是正确的，并且试图构建免于这种批评的其它方案。在欧洲大陆上，后一种讨论中相当大的部分，但也许是更有趣的部分，倾向于朝这样一个方向进展。这种思考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方面，人们试图通过如下方式来克服所谈论的困难，即通过把计划的成分扩大得甚至比以前期望的更多的地步，完全取消消费的自由选择和职业的自由选择。或者，另一方面，人们试图引进各种竞争因素。这些设想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克服了一些困难，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这些问题在《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的不同章节中得到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