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一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和个体行为或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不过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立的那些模式一样，是一种根据我们自己的头脑中所找到的要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因此，我们在那些科学中所做的事情，从一种逻辑的意义上看，恰恰与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或社团、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时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只不过把日常谈论中隐藏的或含混的东西弄清楚些。
在此，我不可能与任意一种理论社会学科相联系来解释这一问题，或者，更确切他说，我能够做到的只是与此有关的这些理论社会学科中的一个——经济学。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也许要花费比花在技术细节方面更多的时间。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假如我这样做时尽力与社会领域中杰出的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即历史学相联系的话，那么，也许会更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考虑一下“历史事实”的性质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那些想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不断地劝告社会科学家从他们的事实转向历史，并用“历史方法”来代替这种经验的方法。实际上，在社会科学本身的范围以外（似乎特别是在逻辑学家中间），历史方法是概括社会现象的合理途径，看来这几乎成为普遍所采纳的教条。
我所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意思？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历史所涉及的事实对我们而言是否象物质事实一样重要？滑铁卢战役，以及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政府或封建制度是何种类型的事物？等等。倘若我们先不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考察一下我们如何决定自己所具有的任何零星信息是否能构成滑铁卢战役的部分“事实”，或许我们就会深化对此问题的讨论。我们要问，刚好在拿破仑防线北翼之外犁田的农民是不是滑铁卢战役的一部分？或者，在听到巴士底狱风暴的消息时丢掉其鼻烟盒的骑士算不算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对这种问题追根究底至少将会表明，我们不可能根据时空的同性物来定义一种历史事实。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而且同一件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并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发生。古典希腊语言或罗马军团组织，18世纪波罗的海贸易或习惯法的演变，以及部队的移动——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没有任何物质标准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的一部分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对它们加以定义的尝试都必定采取某种思想重建的形式，或某种模式的形式；而可理解的个体态度是这些形式中的要素。显然，在大多数情形中，这种模型是如此地简单，以至于其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十分显而易见，从而把这种模型称之为“理论”几乎就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事实象一种语言、一个市场、一种社会制度或一种土地耕种方式那样复杂，那么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周期发生的过程，或者是一种持久联系的复杂模式，这种持久的联系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并非“既定”，而我们只能费力地重建，而且仅仅因为其中一部分（我们从这些联系中建立结构）对我们而言是熟悉的并可理解的，所似我们才能重建。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称之为历史事实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这样的理论，即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们恰恰具有与社会理论科学所建立的更抽象或更一般的模型相同的特征。实际情形并非这样：我们首先研究“给定的”历史事实，然后也许才能对它们进行概括。当我们从自己具有的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宁肯把某种理论视作与历史事实有明确关系的特定部分，并且也是同一历史事实的构成部分。我们从来没有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当我们使用这些名词中的任何一个时，我们总是指通过明确的关系把个体活动联结起来的某种理论结构；就是说，我们使用一种告诉我们什么是及什么不是我们的问题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它不会改变这种见解，即，我们的信息通报者或资料提供者常常为我们完成了理论化的工作。这些人在报告事实方面，总是使用诸如“国家”或“城镇”之类的木语，这些术语不能用物质方面的言词进行定义，而是指各种复杂关系；明确他说，这种关系构成了某一方面的“理论”。
那么，在我们所使用社会理论一词的意义上，从逻辑上讲，其比历史学重要。它阐明了历史学所必须使用的名词。当然这并非不符合这样的事实：历史研究常常迫使理论家修正他们的解释，或者根据他可能整理的被他发现的信息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但是，历史学家所论述的领域，不仅仅涉及特殊人们的个体活动，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现象的东西有关；只有用把历史因素组织到一起这样一种理论方法，历史学家的事实才能被解释成某种类型的事实。历史学家所讨论的社会复杂性以及社会整体性，和有机体（动物或蔬菜类）的世界中恒久的构造不一样，从来都不是既定的。历史学家通过某种建构或解释的行动创造出这些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及整体性，这种建构对于大多数目的来说是自发地完成的，并且没有任何精确的注解